这里，曾经活过这么一群人，如蝼蚁，如草芥。——题记

胡 二

　　按辈分，我应该把胡二叫“爷”，但我从来都没有叫过，背过人不叫，当他着面也没有叫过。往常遇到这种事情，家里大人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骂我没礼貌，但到了胡二这里，大人两只眼睛都闭上了，没人说过我的不是。

　　从懂事起，我就不怕队里的胡二。乡里的男孩，小时候难免干些偷个瓜摘个杏之类偷鸡摸狗的事情，不小心翻船了，碰到村上的大人，就有点怕。但我不怕胡二，哪怕正吃着偷来的瓜、怀里揣着摘来的杏，碰到胡二也不怕。

　　因为胡二也偷，还偷得更多。

　　杨村就两条街，南街和北街，我家在杨村南街的东南角上，胡二家在北街的西北角上，虽说同一个生产队，但两家的距离最远。但我小小的时候就知道队里有个“胡二”。队里开会的时候，胡二总是坐在没人的角落里，是大家伙轻贱的对象；社员下地干活的时候，胡二总是落在队伍的最后，是大家取笑的对象。我曾经问过爷爷：咱队上胡二咋是个这人？爷爷想了想，说：手脚不牢么。

　　在杨村人看来，年轻时手脚不牢偷个小东小西倒也罢了，年纪大了还管不住自己的手就让人看不起。胡二就是这样，年纪都一大把了，还偷这偷那，摸东摸西，队里的啥他都偷，连清明节杨村人给先人坟头上压的纸都偷；瓜果蔬菜更不用说了，夏天队里打场，胡二踢拉着一双踢死牛的大鞋，在红麦堆里走一圈，回家就能从鞋窟窿里倒出半斤麦子。胡二就是这样，活到老，偷到老。胡二的庄基背后，就是杨村东堡子三队的地，偷起来方便，东西隔着墙一扔就到了自家的后院，东堡子人把南堡子叫“贼家庄”，主要是胡二一个人偷出来的名声。

　　以前，我不明白为啥杨村人把胡二叫胡二，以为是因为他偷，看上去也流里流气，不像个正经庄稼人，爱胡整。后来听爷爷说，胡二原本不是杨村人，附近哪个村子的，姓胡。十来岁的时候，他要饭要到了杨村，被袁三老汉收成养子，随了袁姓，行二，叫袁二。袁三老汉给养子袁二娶了媳妇。这都是旧社会的事。后来袁三老汉死了，袁二就说自己姓胡不姓袁了。杨村人起初骂他忘恩负义，不是个东西，是喂不熟的狗，后来觉得“胡二”叫起来也蛮顺口，于是就叫他“胡二”。合作社的时候，南村就一个生产组，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南村一个生产组要分成两个生产队，胡二原本随袁三老汉家分到了一队，但族里的人死活不要，胡二就分到了二队。二队的记工本上，还写他是“袁胡二”，但叫他时仍叫他“胡二”。

　　胡二个子很低，看人时要抬起头看，满嘴的黄牙，一头乱发早早地花白了。最奇怪的是他走路的姿势，一颠一颠的，重心像是全在屁股上，看上去很古怪。下地干活时，别人的铁掀锄头扛在肩上，着力点合理，一只手扶着把儿，看上去既轻松又自然。可胡二偏不，着力点靠前，铁掀锄头把儿前短后长，要用力压住铁掀锄头把儿才能平衡，看上去既狼狈又扎眼。他这么扛着，别人就怕被铁掀锄头碰着，就躲得远远的，所以上工或收工的路上，走在最后那个一颠一颠的、手里还要提着粪笼的人，肯定是胡二。粪笼里要么是他叼空儿拔的草，要么是拾的柴禾，更多的时候是捡到的粪，人粪狗粪驴粪牛粪马粪骡子粪雁粪，各种粪。起初我一直不明白，胡二为啥对各种粪如此痴迷。有自留地时还可以理解，但有几年，杨村成了咸阳地区农业机械化试点，自留地也归生产队了，但胡二无论走哪里，胳膊上仍然擓着粪笼。成年之后，我明白了，粪笼之所以成为胡二身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因为粪笼里除了粪、草、柴禾，下面还可以装其他不可明说的东西，方便。

　　有一年深秋，到了队里挖红芋的时节，也到了半大小子们“刨红芋”的时节。刨红芋，就是在队里挖过的红芋地里再翻再刨，看有没有遗落下来的红芋。当然，刨到的红芋不再归生产队了。那时，我们几个正是猪嫌狗不爱的年龄，队里的大人只要一提起我们就头疼。记得是个下午，眼看着暮色四起，我们在地头捡了一堆树叶烧黄豆吃。树叶是现成的，路边到处有，黄豆是现成的，豆秧就在地里长着，只要拿上火柴就行。常常是黄豆还半生不熟的，我们就急不可待，嘴边一圈黑，准备刨红芋的铁掀锄头笼子就在一旁撂着。我们边吃边等着收工的时刻。收工了，大人三三两两拉着架子车装着红芋从我们身边经过，嘴里骂着这几个碎怂肯定不会干好事，我们就黑着嘴龇着牙没皮没脸地笑。大人走远了，我们提着笼子飞也似地跑进红芋地。那时候，杨村的棉花地里都套种着红芋。顺着地垄正跑着，突然看到棉花杆上搭着一件黑棉袄。正纳闷间，突然看到有挖出的红芋零落成长长的一行。大喜过望的我们几乎在几分钟内完成了“分赃”，把地上的红芋都拾进了笼子里。就在我们感叹幸福来得太突然时，胡二似乎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走到了我们跟前，嘴里一边嗫嚅着说自己忘了拿棉袄，眼睛却盯着地上的笼子看，我们就盯着他看。待他明白怎么回事了，也不好发作，看我们有人学着吃烟，他就说：吃吃吃，早早就把肠子熏黑了。有人冲着他说：要你管！胡二就只好悻悻地拿着棉袄走了。刚挖过的地松软，胡二走起来似乎颠得更厉害了。“胡二这家伙肯定是故意把棉袄忘地里的。”忘了是谁说了一句，我们抬起头，看着暮色中渐渐走远的胡二。

　　其实，没提粪笼时，胡二也能偷。

　　记得是一年暑假，快开学了，一个大中午天，酷热，知了在树荫里拼命地叫，大人们都午睡了。我手里拿着弹弓，口袋装着满满的石子，一脸油汗地从村南的水渠岸打到了村北的水渠岸。麻雀可能已经认得了我，见我走过来，早早都飞了。我就提着弹弓垂头丧气地顺着渠岸走，走着走着，我看到胡二正在忘我地把玉米棒子隔着墙往自家后院里扔，动作麻利、快，直到我走到他面前了，胡二才触电一样停了下来，手里还捉着一个没来得及扔过去的玉米棒子。他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后，他突然恍然大悟般地蹲在燠热的玉米地里做拉屎状，还用可怜巴巴的眼神看着我。胡二忘记了，他连裤子没有脱。

　　胡二活着的时候，这件事我没告诉过任何人，在家人跟前我也没提起过。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胡二死后，见他老婆哭得死去活来的，不知为何，我当时想到的就是胡二蹲在玉米地里可怜巴巴的模样。

　　胡二的老婆个子挺高，听口音是外地人，但具体哪个外地，我不清楚，也不想清楚。胡二老婆年轻时长得还好，可就是不生养。不生养的胡二老婆腰杆很直，不像杨村的很多女人早早腰就塌了。老婆不生养，胡二就四处踅摸。也许是命里注定，有一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杨村来了个要饭的，十来岁的样子，说话结巴得厉害，胡二就收养了他。等我知道了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叔叔的身世，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他个子挺高，方脸，看人的时候，眼光直直地盯着你，像随时就要开口说话，但最终却什么都没有说。很快，胡二就给他娶了媳妇。媳妇个子低，为了自己的小日子，干活很是泼辣。可就是一样，对老人不好，对胡二和胡二老婆都不好。胡二就是因为这个死的，自杀。

　　胡二可能想不通，自己辛苦了一辈子，做贼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收养了这个小叫花子，给他吃的给他穿的，给他娶了媳妇，媳妇还生了一双儿女，为啥就容不下自己和老婆子呢？虽说不孝的儿女天下多了去了，但胡二觉得自己的这个儿子不该不孝，媳妇更不该整天当着老两口的面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胡二想不通，想不通的他就在那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来到村西一队的辐射井边坐着。有人察觉了胡二的意图，就过去劝胡二，让胡二吃烟，纸烟，“大雁塔”，一包二毛六。胡二低头看了看纸烟，一根接一根抽，嘴里不停地说：我养了个狼娃！我养了个狼娃！纸烟盒子空了，劝他的人拿手捏了一下，再想说啥，见胡二突然就一头扎进了井里。杨村的井很深，将近十丈。胡二下落的时候，还“啊—啊—”地叫了几声。等胡二的结巴儿子在村人的威逼下下到井里，把胡二捞上来，人已经没了一丝气息。

　　埋胡二那天，按着杨村的习俗，老人的墓撺好了，孝子要答谢帮忙的乡邻，酒菜都摆上桌了，但杨村没一个人去。

　　作者简介：

　　袁方，陕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文学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五部，主编教材三部，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２００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征文奖。２０１７年，散文《生死杨村》获首届“孙犁散文奖”，并入选《２０１７年散文排行榜》。有多篇文章被转载。微信公众号：袁方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