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经活过这么一群人，如蝼蚁，如草芥。——题记

园子爷

　　“园子爷”是爷爷的弟弟，亲的，行五；爷爷还有个小弟，行七。

　　兄弟三人分家的时候，还算和气。分完地分完钱粮，要分庄基地的时候，太爷说要跟小儿子在老屋里过活，老大老二要搬出去住。老二抢着说：我要东头朝阳的那个园子，种花。太爷听了，瞪了老二一眼。瞪归瞪，老二还是住进了那个园子，种花。后来，我爸爸和姑姑就把在园子种花的叔父叫“园子爸”，叔母叫“园子娘”；到我们姐弟了，就叫“园子爷”和“园子婆”。太爷的小儿子老三，爷爷的小弟，一直住在北街，我们姐弟就叫他“北街（读ｇａｉ）爷”。按说可以按排行叫成“五爷”“七爷”，但那样叫就显得远，生分。但“园子爷”和“北街爷”不能当着他们的面叫，当面就叫“爷”，不说排行。爷爷的其他堂兄弟分别是大爷二爷三爷六爷，这些“爷”是可以带上排行当面叫的。

　　这些都是我出生前的事情。等我懂事，知道园子爷、北街爷和其他几个爷有亲疏的时候，“杨村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好几年了，园子爷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先后成了家，原本空旷的园子盖满了房子，显得狭小、逼仄，没多少空地养花了。

　　这让爱花的园子爷很遗憾。

　　王乐镇方圆十里在外面跑生意的人，都知道在王乐镇当过伙计、开过粮食铺子的杨村袁五爱花。大伙说起来这事的时候，会相视一笑，说：念过书的人么。

　　念过书的园子爷爱花，爱到痴狂的程度。后院席片大的地方，园子爷栽着月季玫瑰牡丹菊花等花卉，还有一种叫“状元花”的。这些花有些是多年生的，像月季、玫瑰，牡丹有些是年年要种的，像大丽花。月季、玫瑰、牡丹开花的时候，园子爷会拉着从门前经过的每个人进来赏花，一边赏他一边讲，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听，能不能听懂，也不管人家有没有空。大丽花花是年年要种的，印象中种子是块根状的，园子爷不知从什么地方买回来埋进土里的那一天，半个村子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动静很大。第二天清早，园子爷就会小心翼翼地刨开土，看块根上有没有芽子发出来。第三天、第四天都如此。所以，我印象中园子爷埋进土里那些块根很少有长出来花苗的。因为只要发芽了，他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拉路过的每个人进来，刨开土让人家看那些嫩芽，如此反复，不厌其烦。这么折腾着，那些嫩芽就很少能挣扎到地面上来。如果哪年有意志坚强的嫩芽侥幸地挣扎出地面，并居然开了花，那几天，就是杨村盛大的节日。

　　说起“状元花”，还有一件事，园子爷的大儿子我叫十爸的，是杨村他们那个年龄里唯一考上大学的，读的是修铁路，毕业后在甘肃玉门、青海的西宁工作过，很远，工资高。大儿子是园子爷的骄傲，成天挂在嘴上。到了我这一辈，我算是第一个蒙到大学里去的，但园子爷确实高兴，逢人便说，去东村说，去西村说，去王乐镇上说。开学前，园子爷叫我去他屋里，让园子婆做了好吃的，还让我喝酒。几杯酒下肚，园子爷话就多了，很神秘地问我：你知道你和你十爸为啥能考上大学，别人家的儿孙为啥考不上？我本来想说凭十爸和我的努力学习，但看着他神秘的样子，就终于没有说，只是看着脸红红的园子爷。“是因为我一直养着状元花，咱屋里就出状元。”我无言以对。过了几年，园子爷的亲孙子、我的堂弟也考上了大学，后来还读了研究生，我就老想着园子爷当年种状元花的事。

　　到了晚年，园子爷屋里子孙满堂，院子里连席片大的花圃都没了，但他仍喜欢养花，养盆花。我读大学时，有一年放暑假，还没进家门，被他看到了，大声野气地叫我快过去，说他买了一盆花，含羞草，神奇得很。站在窗台那盆含羞草前，园子爷一遍一遍地给我演示含羞草“羞”的过程。过了十来天，我再去看他和园子婆，一进门他就骂，说那盆含羞草叶子合不上了，再怎么摸它都不合了，直愣愣地挺着，卖花的八成是个骗子，等王乐镇有集了，他要寻那家伙去说理。园子婆在旁边说：满堡子人进来都摸；娃娃们一天到晚守在跟前摸；你倒好，天天晌晌摸；再羞的花都不羞了，它羞不过来。

　　也就是这次经历，我知道了“含羞草”也有被折磨得不“羞”的时候。

　　除了爱花，园子爷还爱吃肉，吃猪肉。年轻的时候，园子爷在王乐镇做生意，镇上熟肉店的掌柜最喜欢他这个顾客上门，买得勤、多，还从不欠帐赊帐。园子爷那时候有钱。后来解放了，粮食铺子不能开了，他还是爱吃肉。村里人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园子爷一个星期还能吃一次肉。起初我不信，问我母亲，母亲说是。我问钱哪儿来。母亲说，你十爸挣钱么。还倒是，隔一段时间，穿着绿色衣服的邮递员就会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来村上，来了就去园子爷家，然后就见园子爷拿着章子在邮递员拿的本子上用力盖，用力盖之前还要张开口对着盖子使劲哈一口气，无论冬夏都哈气。到第二天，园子爷就骑上自行车出东门去了。人问，他就说去强家村邮局取钱，大儿前几天打信来，说汇了些钱回来。听的人就很羡慕，园子爷就诚心诚意地邀请人家来吃肉、喝酒。有人还真就去了，真的有肉吃有酒喝。很小的时候，我就见园子爷门前闲人不断，围着园子爷说今道古，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还蹲着一个“咿咿呀呀”唱着的戏匣子。

　　除了爱花、爱吃肉，园子爷还爱骂人，谁都骂，有时候还在街上跳着骂。大儿子好不容易回家一趟，劝他不要骂人，他把大儿子骂得提前回了几千里外的单位。小儿子劝他不要骂人，他把小儿子骂得搬到西头去住了，宁愿天天把饭做好端过来伺候两位老人。队里的干部让他不要提着货笼卖东西了，说上面不让卖，他就骂队干部，骂不让他卖东西的“上面”。诚心诚意地请邻居来家里喝几盅，原本都高高兴兴的，一言不合就骂上了。年轻时在王乐镇开铺子，不让开了，他骂；骂了也不能开。后来，政策又让卖东西了，开铺子是不可能了，就在家里守着个货摊，卖些零碎的小东小西，开学了就提着货笼去学校门口卖，有些学生娃趁他不注意就偷就摸，发现货少了他还是骂。总之，能骂的，不能骂的，园子爷骂遍了。我爷爷还有北街爷，脾气都挺好，只有园子爷脾气大。我曾经问过母亲，园子爷为啥这么爱骂人。母亲想了半天说，她也说不上来，兴许你园子爷就是这心性，骂过去他就没事了。母亲说得也对，我就见被园子爷骂过没几天的人，很快又出现在园子爷门前，吃烟，喝茶，说笑。

　　说起园子爷骂人，还有一件事。那时我已经上班工作了，有一年假期回去，顺便看看园子爷园子婆。一见面他冲着我就破口大骂，骂我，骂我没本事，捉上公家的事了也不管他！那么好的东西让人家骗走了，还把他送进了监狱，他快八十岁的人了，还蹲大牢，羞了老袁家的先人了。我见事态严重，就问园子婆。她说你爷还不是吃了嘴的亏。说完，使劲剜了园子爷一眼。园子爷依旧气咻咻地在骂。园子爷在学校门口摆摊卖货，跟学校一个什么主任熟络了，熟络了他就说自己有件好东西，一幅古画，不知啥朝代的，问主任看不看。主任说看。园子爷下次就拿给了主任看。可主任看了半年了还没有看完，园子爷差点忘了这事，等到想起来时，主任已调到了县城当了副局长，园子爷就撵到乾州城去问他要。局长问要什么，字据呢？并说自己根本就没有见过什么古画。园子爷听了，还是老一套，骂。骂得很了，局长告到了法院打官司，局长赢了，园子爷被拘留了七天。后来我听弟弟说，园子爷被拘留的日子，门子里的老的少的都去看守所看了，园子爷见了每个人，还是劈头盖脸地骂。把看守他的警察听得一边摇头一边苦笑，说活了大辈子了，没见过这么爱骂人的老汉。

　　园子爷爱养花，爱吃肉，爱骂人，就一样不爱，不爱种地。年轻时不爱，老了还是不爱，直到死都不爱种地。

　　园子爷死的那一天早上，他的小儿媳也就是我十三娘伺候他吃过早饭，然后把躺椅放在门口太阳下，茶壶也端来了。这时候，村里来了个卖豆腐脑的，“豆腐脑﹏豆腐脑来了﹏”地叫着，十三娘就问“爸，你吃不吃豆腐脑”。园子爷很生气地说，我不吃。十三娘觉得委屈，想自己和颜悦色的，好心的问问，不想公公是这态度，就想分辩几句，低头一看，躺椅上的园子爷已经去世了。

　　从十三娘问话到园子爷去世，前后不到两分钟。

　　园子爷去世时八十三岁，高寿，又是“无疾而终”，杨村人就很羡慕，说：你看看人家五老汉，都是前世修来的福！

　　杨村人还说，五老汉肯定给后人留了不少东西，有白货，还有黄货，估计还有字画。大儿子听了，苦笑几声，说：我爸一辈子挣一个能花两个，还能留下白的黄的？至于字画，唉，自己又不懂！

　　这个我信。我曾见过园子爷收藏的一幅“古画”，红绿相配，低劣不说，保存得也不好。

作者简介：

　　袁方，陕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文学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五部，主编教材三部，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２００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征文奖。２０１７年，散文《生死杨村》获首届“孙犁散文奖”，并入选《２０１７年散文排行榜》。有多篇文章被转载。微信公众号：袁方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