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曾经活过这么一群人，如蝼蚁，如草芥。——题记

六 爷

　　十四岁那年，六爷做了货郎。从此，他的生活除了杨村，又多了一个中心：王乐镇。那些年里，周围四乡八里都能看到他那挑着货郎担瘦小单薄的身影，听到他手里拨浪鼓“不咚不咚不咚咚”的声音，还有显得稚嫩的叫卖声。没几年，方圆十多里的村村落落，都知道杨村有个识文断字的“小货郎”，谁家缺个针头线脑小东小西的，就等着小货郎上门。

这么做了些年，六爷屋里又买了几十亩地，六爷也娶了六婆。

娶六婆那年，六爷十八岁。

娶了六婆的六爷不做小货郎了，在王乐镇开了家铺子，卖布。眼瞅着生意就做大了。眼瞅着又要置更多的地、盖更高的房了，六爷却又有了惊人之举：卖掉了绝大部分上好的地亩；卖掉了槽上骡子马这些高脚牲口，只剩下了两头牛；就连王乐镇上经营多年的铺子也盘了出去。然后，六爷回到杨村，务劳了几亩菜园子。

这是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的事情。

杨村人还没有从六爷的举动中回过神儿来，民国三十八年春五月，乾州“解放”了。解放了的乾州派工作队住到了杨村，队长姓宋，彬州人，来给杨村人划成分，六爷家被划为“富裕中农”。杨村有些人私底下里找到宋队长，说，老六家起码要划成“资本家”。懂政策的宋队长说：资本家？工厂在哪里？胡开啥玩笑！人又说，那他家也应该划成“地主”。宋队长说：地主？就老六那几亩地划成地主？那你满村子都成地主了！六爷家就划成了“富裕中农”，杨村人叫“上中农”。日子久了，人们觉得“上中农”说起来麻烦，就说六爷家是“中农”，跟我家一样的成分。

　　我爷爷那辈亲兄弟三人，分别行四、行五、行七，中间夹着个六爷。六爷和爷爷他们不是亲兄弟，是堂兄弟。但六爷家在我家西隔壁，杨村人叫“隔墙子”。人说，“远亲不如近邻”，隔了一堵墙住着，自然熟悉，也亲近。

但我对六婆亲，对六爷不亲，还有些怕六爷。六爷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六婆不是，六婆很胖，小脚，耳朵早早就聋了，说话必须很大声，听不清的时候六婆只是笑，她一笑我就不怕了。六爷遇到这种情况也不轻易开口说话，只是看着，看着看着我心里就有点发毛，有些怕。但究竟怕六爷的什么，我也说不清。

六爷个子高，瘦，光头，走路一阵风似的，很快；做事情也麻利，种菜种粮都是一把好手，即便是屋里养只羊喂头猪，也比别人家长得快、肥。这些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六爷有眼道，看事情看得远。公社以后，杨村人还有自留地，种地的时候，爷爷问六爷说：老六，你看秋上种些啥？六爷想想说：种谷。到秋罢，谷子成了，玉米都旱死了。六爷说种旱烟，几个月后，周围的集上旱烟价就上去了。种菜也一样，六爷家种的菜到了王乐镇上，总是缺物，能卖个好价钱。

因为有眼道，跟乾州挨着的兴平县建了家工厂，代号“４０８”。后来干了大事也犯了大事的礼泉人郭伯雄就是这家工厂出去的。“４０８”厂当年招工的时候，杨村很多人都说：不敢去，不敢去，去了当工人连饭吃都吃不饱。但六爷给大儿子说：你去！事实证明吃不饱饭的是留在杨村种地当农民的人。二儿子小几岁，六爷就让他去了羊毛湾水库当了工人，临时的，工资不高，但总比当农民戳牛屁股强。我清楚地记得，六爷那个在羊毛湾水库当工人的小儿子十天半个月回家时，总会带些鱼、鳖等水产回家，六婆总是要分给我家一些。几条红色的鱼在铁盆里蹦来跳去，而那只鳖则慢悠悠地伸出头，很优雅地左看看右看看，像是有什么心事。

说起六爷有眼道，有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年冬天，我和六爷的二孙子去地里给猪挖草，在地里捡到了一件“文物”，不大，像是给婴儿脖子上挂的吉祥物件，金色的，做工非常讲究，看上去很漂亮。我很稀罕，以为自己捡到了宝贝，兴冲冲地拿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拿在手中看了看，说，拿去让你六爷看看。六爷当时正拿着铁掀给猪圈里垫土，看到我的宝贝，放在掌心掂了掂，居然看着我笑了一下，说：东西是好东西，收好；但不值钱，铝的，上面镀了层金。说完就还给了我。我心里还有些不服气。等下次村里来了货郎，我拿去卖，货郎只出两毛钱。我很丧气地没有卖，但确实佩服了六爷的有眼道。

因为有眼道，六爷虽然成分不好，但还是被社员选出来当了二队的队长。当了队长后，二队在保管室的院子里盖了两间房，开了油坊，轧棉籽油，方圆十多里的生产队都赶着大车把棉花籽拉来，喜气洋洋地换回棉籽油，保管室门前常常车水马龙，生意火得一塌糊涂。杨村祖祖辈辈种菜，杨村人去王乐镇或乾州城卖菜不算违反政策，六爷就在队里成倍地扩大了菜地的规模，一年四季都有拉着架子车出去卖菜的社员，队里天天都有进账。除了这两件事，六爷还做了件更了不得的事：玉米育种。六爷去县里开了趟会回来，说自己要去海南岛学育种，县里掏钱。几个月后，晒黑了的六爷回来了。记得是个傍晚，我去隔壁见六爷，六爷带回来的石头会开花，白色的。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会开花的石头原来叫“珊瑚”。到了秋天玉米抽天花的时候，六爷带着一帮老弱劳力，把种子地里的玉米天花隔一行抽掉，然后把旁边一行的天花压弯，在刚长出来的玉米棒子的穗子上使劲儿地抖、蹭。但是，当年结出的玉米棒子小得可怜不说，连上面的玉米粒儿也稀稀落落没几颗。一时，队里各种势力暗流涌动，私底下说啥风凉话的都有，站到六爷这边的人都为六爷捏着一把把汗。到第二年秋天，那些看上去蔫蔫的玉米种长出来的玉米长势吓人，结出来的玉米棒子更吓人：亩产量提高了二、三百斤。队里一年种几百亩玉米，算下来就多出了十多万斤。

就是六爷当队长那几年，队里的一个劳动日能分一元二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年可以挣四、五百个劳动日。那里面，队里的小伙定媳妇很容易。队里用麦草搭成的饲养室，也就是在那几年换成了一砖到顶的青砖大瓦房。这在当时都是轰动方圆的大事件。

　　那时候，应该是六爷最开心的日子，话也比先前多了些。我印象深的还是有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六爷下地回来，吃饭前先洗手洗脸，吃饭后洗脚。对洗手洗脸不稀奇，稀奇的是六爷洗脚，杨村的男人一年到头就是过年前才认真地洗一次脚，其他时候都不洗，夏天随便在水渠里冲一冲涮一涮了事，但六爷用热水洗脚。六爷洗完脚，把洗脚水倒在前院的一个小菜园里。小菜园里种着席大的一片旱烟，长势很好，烟叶黑、厚、大，六爷躺在小菜园旁边梨树下的躺椅上吃烟，欣慰地看着眼前的小菜园。六爷头顶的梨树已经开始挂果，躲在叶子后面的梨，有核桃那么大。

后来，隐隐约约地听父母说，有人告了六爷，上面说六爷犯了什么“路线”错误，六爷就不当队长了。还有人说六爷是被撤职的，我不相信，因为看上去六爷还是以前的六爷，依旧勤劳能干，自家的日子依旧过得红火；依旧杀伐果断，只是以前是处理队里的事情杀伐果断，现在变成了处理家事杀伐果断。

六爷是六十岁出头去世的。肺癌，积水，杨村人有人说是六爷得了“鼓胀”，但“鼓胀”一般是说肝病的，可见记忆有时真的靠不住。生病住院的时候，六爷吩咐说：把乾州城最好的大夫请来，我就不信这病治不好！但乾州城最好的大夫确实没有治好六爷的病，六爷就这样去世了。

杨村有人说六爷这病是气的，他本来气性就大，人又要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人是瞎猜的，六爷的两个儿子我叫九爸十爸的，都是在六十出头染肺病去世的。估计是家族病，遗传。

２００４年，得知我出任单位某一职务，一位在京城国府里身居要职的同学、兄长专门给我打电话，语重心长地叮咛我说：上任后，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人生位置！往上看看，本事不如你的人多的是；往下看看，本事比你大的人多的是。

每每想到他说的这几句话，我想到的人就是六爷。

或者，每每想到六爷，就会想到他说的这几句话。

六爷一生做过最大的“官”，是杨村大队第二生产小队的队长。

　　作者简介：

　　袁方，陕西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咸阳师范学院文学教授。出版学术专著五部，主编教材三部，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发表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作品２００余万字，曾四次获文学征文奖。２０１７年，散文《生死杨村》获首届“孙犁散文奖”，并入选《２０１７年散文排行榜》。有多篇文章被转载。微信公众号：袁方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