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已至，盛夏仍未走远。日光透过西安城东的一片密林，投下疏影斑驳。

　　曲径通幽的林间小道，在儿子搀扶下，91岁的宋文考从南向北缓步前行，耳边响起他在这座古城度过的第63个夏天的蝉鸣。

　　向西看，一片老国企的居民区里，早市的烟火气刚刚散去。朝东望，三五成群的上班族戴着耳机，脚步匆匆，消失在林立的写字楼之间。

　　目光中央，是一条笔直宽阔的林带。路面之上，水杉、国槐、法桐错落有致，林间花香袭人。路面之下，地下商超里人流如织。再向下探，穿梭的地铁和密布的管廊，编织出城市的血脉。因坐落于西安幸福路旁，它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幸福林带。

　　这个早在1953年就被纳入西安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林带，历经半个多世纪，几遭波折，终于在今年7月1日正式建成开放，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城市林带及地下空间利用工程之一，并被寄予带动西安东部地区发展的期望。

　　一头连接历史和过往，一头连着现实与未来。5.85公里，5万多棵绿树，幸福林带之中，蕴藏着一座城市追寻幸福的“进阶史”。

　　缘起

　　老西安人，至今都喜欢用“东南西北郊”，来称呼古城墙以外的区域。东郊，是西安最早告别郊区形态的地方。

　　幸福林带西侧，由北向南，华山厂家属区十四街坊到十七街坊依次排列。步入其中，时光仿佛倒转——杨树参天，苏式风格的建筑整齐坐落。墙壁上新刷的宣传画下，当年的生产口号标语依稀可见。耳朵凑上前，似乎还能听到回响。

　　这些极富年代感的街道名称，在上世纪50年代，从西安城东的一片麦田里，如标尺一般，齐整地刻下了一座现代城市的经纬度。

　　1958年，不到30岁的山东乳山人宋文考，第一次听到了西安的蝉鸣。这位齐齐哈尔国营六七二厂的技术员，曾跟着厂子走南闯北。这年夏天，西安华山机械厂投产不久，一纸调令，他就从大东北来到了大西北。

　　扔下还在老家的妻子和年仅一岁的儿子，一卷铺盖、一个背包，便是宋文考的全部家当。“只知道厂子是搞机械制造的，专业对口。党让咱来，咱就来，哪有啥犹豫！”老人有些耳背，但清晰的口齿中仍透出当年的豪爽。

　　“到了一看，不光是咱，工人几乎都是外地来的。有单身的，也有抛家舍业的。那还说啥，干呗！”

　　天南海北的口音里，记录着幸福路地区的高光时刻。

　　正值百废待兴的年代，党中央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以发展重工业为主，围绕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西北工业基地，这些项目中有17个落户西安，其中6个选址东郊。

　　一时间，数以万计的干部、技术员、工人从全国各地奔涌而来。华山、秦川、黄河、昆仑、东方、西光，6座工厂拔地而起，厂名大多取自名山大川，透出万丈豪情。附近的道路也被命名为万寿路、幸福路，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的向往。

　　这些日后奠定西安现代工业基础的大厂，创业之初付出了今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起初车间是茅草房，冬天冷风顺着屋顶呼呼往里钻，干活的时候牙都直打颤，过了几年才盖上砖瓦房。”宋文考说，“可条件还是差，我在锻造车间，地面上都是油。每天下班后，工服上的油和汗浸在一起，洗都洗不掉。”

　　尽管比起外界，当时工厂的后勤保障已属上乘，但“饿肚子”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黄河厂建厂初期，职工清一色是年轻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每人每天却仅有一斤的粮食配额。为解决吃饭问题，1961年，工厂实行了职工每户20斤麸子皮供给。

　　生活的艰苦，毫不妨碍战天斗地的激情在幸福路弥漫。在黄河厂，工厂党委提出“边基建、边试制、边生产”的口号，工人们大口嚼着掺了麸子皮的黑馒头，干劲十足。培训技术人才的“草棚大学”办得热火朝天，大喇叭里，《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响彻云霄。

　　幸福路的光辉岁月，至今仍能从史料中窥见一二——6家工厂建成投产，《西安市志》均有记载。高级照相机“和平牌”在西光试制成功，华山厂生产的83号产品为西安摘得第一枚国家金质奖……

　　“刘少奇、朱德来咱们厂视察了……”68岁的黄河厂子弟李爱民，回忆起小时候父母和工友谈论的话题，眼里还会放光。

　　骄傲和荣光，也时常来自亲友的羡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安城内还有大量土坯房的时候，幸福路沿线已经有了城市的雏形。整片的楼房里，医院、礼堂、学校、足球场、俱乐部等设施齐全，一度成为西安最繁华的区域。

　　87岁的原华山厂技工学校教师徐行义说，曾有一位战友来西安，对他的工作环境赞不绝口。“我可是得意了一阵子！”老人眉眼一挑，“那时候说在幸福路的厂子里上班，是非常非常自豪的！”

　　几乎在幸福路兴起的同时，幸福林带的规划也被提上了日程。

　　“林带由苏联专家设计，参照当时苏联的建设经验，初衷是作为企业生产区和生活区的隔离带。既为了生产安全，也为了生活舒适。”宋文考说，进厂后不久，他去钟楼参观西安城市规划展览，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亮。

　　“以后我们这儿会有一大片森林！”他从此记住了“幸福林带”这个名字。

　　转折

　　在不少上了年纪的陕西人记忆中，拥有一台黄河牌电视机，曾是生活水准的象征。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当时国家政策的调整，一些国有单位生产任务减少，面临转型发展的难题。“有一段时间，工人们活儿少，没事就坐在一起闲聊。有时候聊着聊着，为一件小事就吵起来了。”黄河厂一位老工人说，说到底，还是大家心里迷茫，不知道厂子要往哪里走。

　　一次次“吵翻天”的讨论之后，黄河厂决定生产电视机。从生产雷达到生产电视，看似“不搭界”，实则并非“拍脑袋”。

　　“这二者之间原理相通、工艺相近。”1988年进厂的陕西黄河集团有限公司（原黄河厂）党委副书记徐向生说：“原理都是信号的收发处理，对搞雷达的人来说，搞电视机是‘小菜一碟’！”

　　牛刀小试，1980年，12英寸晶体管黑白电视机在黄河厂仿制成功。1983年，黄河厂用8个月时间建成西北地区第一条彩电生产线。随着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研发的加快，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黄河厂彩电年产量近50万台，电冰箱年产能力近10万台，最高年销售额达12亿元。黄河牌彩电一时风行全国。

　　乘着这股东风，黄河厂的职工开始从筒子楼陆续搬进了单元房。1986年5月，黄河厂甚至主办了有4支劲旅参加的“黄河杯”国际女排邀请赛。这在当年的西安轰动一时，至今仍被老职工津津乐道。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国内外家电品牌相继涌入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经营状况急转直下，“黄河”告急！1996年，企业上报“巨亏”，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幸福路沿线与黄河厂同龄的多家老国企，也先后出现经营困难。

　　曾经以生活在幸福路为傲的居民，同样感受到了寒意。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幸福路一线就渐渐没落了。到处都是老房子，道路狭窄、环境脏乱，居民连个健身锻炼的公园都没有。放眼望去，没几个年轻人。”尽管已是往事，徐行义仍有些“意难平”，“东郊成了落后的代名词，过去这可是最好的地方啊！咋了这是？”

　　经济发展一落后，连人情味都寡淡了许多。华山厂家属区的一位老居民说，过去街坊之间，张家的肉熟了，李家的二小子闻着味儿抄起筷子就去夹两块，也不会惹人厌。可渐渐地，邻里之间话少了，似乎都心事重重。

　　幸福林带的建设也暂时“搁浅”。尽管在此后西安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幸福林带一直保留着，但用地却陆续被厂房、车间甚至违建房、菜市场所占据。

　　“我家正对着幸福林带，父亲生前曾站在阳台上自言自语，‘不知道这林带还会不会有’。”李爱民说。

　　新生

　　从最北端出发，沿着今天的幸福林带，穿过23个下沉广场和34个“水滴”天井，在5万多棵树的鸟语花香中，与一路上健身、漫步的人擦肩而过。走完5.85公里的林带全程，人们会与一座闹中取静的创意街区相遇。

　　这里是早已破产的原陕西钢厂的厂区。一排排红砖灰瓦的老厂房里，机器不再轰鸣。外墙上，爬山虎肆意生长，爬出了岁月的痕迹。

　　然而只需稍稍移步，青春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文创工作室里，扎着马尾辫的小伙儿正在点出画作的最后一笔；吉他琴行内，老板轻轻拨动琴弦，《因为爱情》哼唱得情意绵长；广场上，一家剧组正在举行开机仪式；不远处，上百个水杯密密麻麻铺成一面许愿墙，仔细端详上面的留言，尽是年轻的模样。

　　2003年，西安市提出“还林于民”，谋划重启幸福林带建设。2012年12月，西安市政府通过了《幸福路区域总体规划》，并于次年11月启动项目用地征收。在图纸上“躺”了半个多世纪的幸福林带，开始走进现实。

　　在许多当地人都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商海沉浮多年的福建人全建彪，早早嗅出了这条林带的“幸福味道”。

　　“2011年，我回母校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参加校庆，参观了位于幸福林带旁的老钢厂，一进厂，就被深深地震撼了。”全建彪比画着，双臂伸展，“有一栋老厂房，360米长，100多米宽，单个车间就有3万多平方米，却被闲置着，实在是太可惜了！”

　　凭着在沿海省市多次参与工业遗址改造练就的直觉，他一眼相中这块“宝地”。在幸福林带所处的西安市新城区的支持下，全建彪投入巨资，着手将老钢厂改造成一座文化创意街区。

　　“我们保留了厂区内原有的大树、道路、机器设备等，修旧如旧、原汁原味地呈现出老厂矿企业的风貌，留住‘城市人的乡愁’。对8栋建筑拆分改造，作为创意办公、会展交流场所，打造‘众创基地’。还开发了咖啡厅、餐厅、酒店等，让这里的生活和工作一样便利。”他说。

　　如同半个多世纪前，从四面八方涌向西安东郊的前辈一样，一批年轻的创业者，又重新汇聚在西安城东的幸福路周边。

　　老钢厂设计创意产业园，一栋由车间改造的二层小楼里，知乎城市西安运营中心执行总经理冯凯正在悠闲地品茶，与同伴聊着一场线下读书活动的方案。Polo衫、花短裤、白得发亮的平板鞋，让他看上去比41岁的实际年龄小了不少。

　　“在西安上大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你的室友有多上进？”一条条“知乎体”的贴纸，铺满了不大的工作间。

　　“这座城市正在变得年轻。”冯凯抿了一口茶，频频颔首。西安作为古都，过去给人的印象是厚重甚至有些暮气的，但这几年它的气质在变，许多在一线城市流行的文化书店、演出剧场开始兴起，来此创业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也是企业“落子”西安的重要原因。

　　统计数据在印证他的感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西安市人口总量为1295.29万人，比“六普”时增加了448.51万人，成为近10年来北方人口增量最多的城市，新增人口中35岁以下的超过半数。

　　同在老钢厂创业的短视频制作公司“等闲内容引擎”，就是一家由两名“80后”创办仅3年的公司，汇聚了编剧、导演、演员等200多位影视创作人才，员工平均年龄只有24岁，年营业收入超过3000万元，已成长为行业内极具竞争力的企业。

　　取意“好时光、莫等闲”的公司名，暗含着年轻创业者的勃勃雄心。

　　因文创产业重焕新生的老钢厂，如今落户了160多家企业和商户，2000多人在此就业，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也搬到了这里。西安市新城区顺势提出，要将这里打造成幸福林带上的“创新引擎”。

　　从“老”到“新”，是发展思路的蝶变。百度西北运营中心、银泰集团等一批大项目相继签约落地，新城区正变得活力十足。

　　“科技、商贸、文创、大健康产业以及总部经济，是未来幸福路地区的产业发展方向。”西安市幸福路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边际说，幸福林带里有文化馆、图书馆、非遗中心、健身场所等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将成为当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载体。

　　未来

　　夜幕降临，幸福林带的地下商场里，257家不同品牌的门店内外灯火通明。36岁的胡显鹏站在自家的“烤肉博物馆”餐厅前，静静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游客。

　　“这是我最后一次创业了，肯定能成功。”厨师专业出身的他，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讲起话来慢条斯理。背后的门牌设计时尚，霓虹闪烁。

　　从小生长在幸福路，胡显鹏对“幸福”一词有着独到的见解。“我爷爷是从沈阳来支援大西北的技术工人，是华山厂的创始元老之一，父亲也是华山厂职工。一家三代，几十年就生活在西安东郊，眼看着它从兴盛到衰落，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从来没有离开过。”

　　小时候，幸福是看到华山厂开工时，几千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进入厂区上班的震撼和自豪。

　　长大些，幸福是跳上从幸福路开往钟楼的8路汽车，买一根小奶糕，一口一口吸溜完。

　　成年后，开过快餐店、串串店、音乐火锅店，屡屡以失败告终，却没有让胡显鹏意志消沉，他反而感受到成长的阵痛与快乐。

　　“过去我是赶时髦，什么火干什么，三分钟热度，从没有真正沉下心去做事。”如今他懂得，付出多少真诚，才会有多少回报。每天从餐厅开业一直盯到打烊，做服务业要和顾客交朋友，他就带着服务员从推荐菜品、提供围裙这些细节做起。

　　“一点一滴积累，就像爷爷他们当年创业一样。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我很享受。”他说。

　　更多的幸福，则来自生活之变。曾经仅有两条主干道、两路公交车与西安城内连接的幸福路地区，如今早已路网遍布、四通八达。习惯了开车的胡显鹏，一离开导航就会迷路。

　　幸福林带也在这不经意间来到了他们身边。2017年，林带正式启动主体建设，今年7月1日，地上景观绿化和地下商业首开段对外开放。

　　作为林带的首批创业者之一，胡显鹏近水楼台享受到它的便利。顾客少的时候，他会到处逛逛，看看又多了哪个潮牌，或是在书店里闲散地坐上一个下午。若天气晴好，他还会换上运动衣，在林带里跑步锻炼。

　　李爱民时常会站在阳台上，望见幸福林带里跑者的身影。家中刚刚经历了老旧小区改造，准备加装电梯，新添的这满目苍翠，又让她感慨万千：“这不就是父亲生前向往的幸福吗？”

　　幸福路沿线一度沉沦的部分老牌国企，也在改革大潮中重获新生。走过世纪之交的艰难时刻，黄河集团近年来的营业收入稳定在20亿元以上，去年销售额突破25亿元，成为我国重要的电子装备研发生产基地。华山厂则在西安渭北工业区建起新厂区，重整河山，逐渐走出困境。

　　仍在幸福路周边的老家属区，还是旧身姿，却多了新妆容。便利店、电商网点、健身器材，一应俱全。许多年轻职工更是早已搬进了附近的高层住宅，楼下的车多得时常停不下。

　　几年前，年逾九旬的华山厂老职工王运昌，一个接一个电话，硬是把孙子从广东拽了回来，让他应聘到华山厂工作。“咱家两代人都在华山厂，下一代不能断了人！”后来，孙子开上私家车，载着他去参观新厂区，先进的设备、优美的环境，让老人惊喜连连。

　　最近，王运昌和宋文考偶尔会约在一起，让子女陪伴左右，去幸福林带坐一坐、看一看。

　　深情的目光望过去，有他们的青春，有儿孙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