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融媒讯 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在50年代初，由于交通困难，同祖国内地之间的联系极不方便，各方面的发展受到了限制，1955年12月，党中央为了帮助藏族人民建设新西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决定开辟北京——拉萨航空线，确定空军在总参谋部的直接领导和兰州军区、西藏军区的协同下组织实施。

    姚长川（1926.11.15-1994.1.12），江苏睢宁人。东北老航校机械二期、飞行二期学员。

　　1956年3月，我们航空兵独立第四团，奉命参加这场向高原的进军。赋予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三项。一是空中试航，打开北京——拉萨的空中航道；二是找出一条适合当时运输机飞行性能的航线，为运输部队开辟通路；三是于4月22日飞临在拉萨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会场上空撒传单、低飞示意，以鼓舞民心，同时兼负为在高原修建机场、建立导航台等地面设施选点的任务。空军首长在交代任务时把我们比作这次开辟航线的“空中尖兵”，并告诉我们：赴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团长陈毅副总理非常关怀通航工程，行前嘱咐过空军“大会结束。我要乘飞机回来！”听了首长的传达，当时我作为一团之长心情很激动，为自己的部队能承担这样的重任感到自豪，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巨峰林立，气候恶劣，地图不准，导航设备缺乏。过去曾被视为“空中禁区”。今天我们则要闯过“禁区”开拓出一条崭新的航线来，面临的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姚长川参加1954年国庆受阅时在北京留影

　　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飞机的航程问题。我们使用的活塞式杜-4飞机有利飞行高度是3000米，越往上飞越高越费油，而在高原飞行多在7000米以上，飞机的续航时间比在有利飞行高度上减少了1/3，这能否满足从驻地武功机场往返拉萨的需要（一般多在10小时以上）？从飞机说明书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过去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其二是缺乏地理资料和可靠的航图，增加了航行的困难，特别是我们还要为运输机选择航线，这就要求不仅本身要飞准，还需负责校正地图，准确测量地标位置和主要山峰高度，找出一条运输机能穿越的通道，工作就更难了。其三是天气恶劣多变，难以掌握，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和飞行安全。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发动群众想方设法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给飞机加装了副油箱，重新计算了航程和飞行重心，并多次进行了试飞检验；广泛搜集和综合分析研究了各种地图资料；针对高原天气午后转换的特点，采取夜间起飞，午前返航的措施，预想了可能遇到的复杂困难情况及处置方法等等，使飞行建立在尽量可靠的基础之上。

     1954年10月1日，姚长川驾驶0041号“杜-四”飞机率领空中各型飞机大机群编队空中受阅

　　与此同时，参加开辟航线任务的广大地面人员进行了更紧张、更艰苦的工作。他们克服了空气稀薄、人体不适应和交通不便的困难，越过瘴气弥漫、严寒封锁的巴颜喀拉山，冒险将载重汽车从已开始溶解的冰上开过通天河。在荒无人烟的地方设立了导航点、气象台，工程兵和民工日以继夜的赶修机场，为我们的适航飞行提供了有力的地面保障，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完成任务的信心。

　　3月19日，当关中平原还是夜幕笼罩，人们睡意正浓的时候，我们就从武功机场起飞，开始了第一次试航飞行。我驾驶着满载油量重达60吨的杜-4飞机，沿着航线艰难的爬升，向西前进。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夜间航行，飞机在晨光映照下进入了青藏高原上空。俯瞰大地，只见茫茫雪原起伏不断，弯弯曲曲的河流错综交叉。我们对照地图找地标，然而不是地标搬了“家”就是河流改了道，图上没有标注的湖泊，山峰接二连三的出现，总之，同手中这份民国18年（1929年）版的航图，很少能对上号。领航员们不断地观察、测量和计算，利用仪器和山川、湖泊等自然标记反复检查飞机航迹，校正地图的准确性。

姚长川和夫人宁国媛

　　根据飞行时间，按照第一领航员栾一男的综合计算，该到飞向拉萨的第一个重要地标——黄河沿了，可却见不到他的踪迹。这个关键的位置不确定，以后的航行也就无所依据。我们利用天文仪器校对了飞机的航向，检查了测得的高空风资料，自信航迹是正确的，并根据地势判断黄河沿在飞机的右前方。于是我操纵飞机右转弯进行搜索，机上几双眼睛紧紧地盯着地面，盘旋复盘旋、搜索又搜索，雪光刺的眼睛发痛，气流颠的恶心难受，但这丝毫也转移不了我们的视线，骤然，前舱领航员芦予从座位上立了起来，指着前方高兴的说：看见了！我向前望去，只见碧玉般的鄂陵湖静静地卧在地面，光泽平坦的青藏公路绕过湖岸伸向远方，路旁有几间土色的矮房，旁边摆着一个红色的“T”字，它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黄河沿。经过计算核对，与地图上标记的位置相差竟达68公里。接着，我们越过险峻的巴颜喀拉山，进入玉树地区，勘察了这一带的地形和运输机将使用的准确位置和净空情况。

　　更艰巨的航程开始了。刚过玉树不久，插入云天，逶迤千里的唐古拉山迎面扑来。巍然起伏的群峰，裹着朵朵白云，犹如咆哮的大海在翻腾，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积雪闪着耀眼的银光。高原山区特有的强烈急荡气流，是连天波涌，袭向飞机，把飞机颠上抛下，左推右拽，骤然升降几百米。按照通常情况碰上这样恶劣的气流，应当改变高度，或者返航。像今天的天气，只要再爬升两三千米，肯定会平稳的多，但那样会影响测量山峰标高的准确度，并且增大了油料消耗量，返航又将推迟通航时间。我们决心坚持原计划飞行。我立即关闭了自动驾驶仪，同右座飞行员韩永峰一起紧紧的把住驾驶盘，拼尽全力稳住飞机。仅仅几分钟，两人就累得浑身是汗。几组的其他成员被颠的头晕目眩，除我之外一个个都呕吐了，领航员芦予的头撞在座舱盖儿上碰了个包。但在这样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人人沉着镇定，更加精细审慎地进行各自的工作。我们飞向一座座陡峭的山峰，测量它的高度；越过一个个峡谷，寻找适合运输机穿越山岭的通道，高度表指示的高度虽然是7000多米，但实际距离却靠近了山顶，有时感到飞机似乎要撞山了，有时飞临峡谷上空又好像机翼底下就是万丈深渊。经过近一小时扣人心旋的航行，我们校正了一些重要地标，勘明了唐古拉山东部的地形情况，发现这部分山区山势险峻，山高多在6000米—6750米，不适合运输机飞行，于是放弃了从这里越过飞向拉萨的打算。

姚长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解放勋章

　　相隔几天，我们又前后几次经过玉树，从中部和西部飞越了唐古拉山。这几次飞行，正赶上西伯利亚寒流袭向青藏高原，天气突然恶化，我们经常要顶着每小时200多公里的强劲空中风，迎着汹涌的气流，在厚达几千米延绵上千公里的云中飞行。地面上除了那些冒出云海的兀峰以外，常常是什么也看不见，仅有的一个导航台因为在山沟里，作用距离太近也无法利用，只能靠推测和机上雷达进行航行，还要时刻提防危险天气的威胁。在长达十个多小时的飞行中，领航员们经常是盯着光亮耀眼的雷达荧光屏，从那杂乱纷纭的影像中搜索、识别重要的地标，寻找通往拉萨的航路；通讯员在强烈的天电干扰下不间断地与地面保持联络；空中机务人员密切地注视着发动机和各部的工作情况，不断地检查油料消耗量，及时调整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全机组就像一部机器在准确、协调地运转。

　　就这样，我们从中、南、北3路4次试航，越过云海雾障、险山峻岭，每次连续飞行十一二个小时，航迹几乎遍及了青藏高原，终于在从没有飞机到过的冰峰雪岭之中找到一条飞往拉萨的航线，并准确量出航线上各点位置和山峰高度，校正了地图，为以后的飞行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抗美援朝纪念章

　　4月3日，打开“世界屋脊”上空航道的日子到来了。

　　这一天，当拉萨还被晨雾笼罩的时候，我们机组驾驶的杜-4飞机已经连续进行了几小时的夜间飞行，飞过岷山，越过巴颜喀拉山，出现在唐古拉山上空了。沿途，我们对航线两侧的山高和地标再次做了测量、校正，力求使之更准确一些。那天高原天气格外晴朗，刚过唐古拉山不久，在150公里以外，就看到念青唐古拉山7300米的主峰，如一座庄严的古城堡，昂首屹立在群山之中，成了我们的天然导航点。

　　随着飞机的迅速前进，一排排的山峰在我们的机翼下消失，世界豁然开朗，前面再不是高山峻岭，而是辽阔丰饶的藏北草原了。地面上排列着牧民们雪白的帐篷，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牛羊，蓝色绸缎般的腾格里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向千百万大军镇守在国境线上。拉萨快到了！激动和喜悦，振奋着机上每一个人，驱走了长时间高空飞行的疲劳。飞机顺利的通过了念青唐古拉山山口，向右转弯寻找目标—拉萨附近正在修建的当雄机场。

抗美援朝纪念章

　　10点39分飞机准确到达目的地。拉萨上空有史以来第一次响起了飞机发动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声，它像一曲曲响彻云霄的凯歌，向全世界宣告：横贯“世界屋脊”的航道终于被年轻的人民空军打通了。我抑制住心头的激情，一面命令通讯员张克力立即给部队发报：“到达拉萨”，好让党中央放心。一面降低高度盘旋，向拉萨人民摇摆机翼致意。据当时的报纸报道，这一天拉萨市万人空巷，人们像潮水般的涌上街头，爬上屋顶，登上山坡，翘首欢迎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天库萨——毛主席派来的飞机，许多人激动得流下喜悦的泪花。

　　15分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拉萨，返回基地，结束了这次使我终身难忘的飞行。

　　随着通航的日期越来越近，各项准备工作加速进行，当雄机场日夜不断的施工，准备保障试航运输机的起降飞行。该机场标高4224米，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北面紧挨着险峻高大的念青唐古拉山，净空条件很差，将来运输机能不能在这里安全起降，因为缺乏准确的资料，一时还难以回答，空军首长命令我们部队在试航成功以后，尽快的对当雄机场及其近空地带进行航测，查明它的净空情况和有关资料，以便送呈中央首长审阅，最后定下通航决心。

1988年，姚长川获得中央军委颁发独立功勋荣誉章

　　从武功到当雄，往返需9个多小时，加上一个多小时的空中连续照相，预计油量已较紧张。而当时又正值暖锋过境，航线天气恶化，油量就显得更加紧张，沿途又没有任何供备降的机场。团党委反复做了研究，确定把任务交给技术、作风都比较过硬、已有几次高原飞行经验的一大队大队长梁平机组去执行，我亲自担任当日的飞行指挥员。

　　4月18日早晨四点多钟，梁平机组冒着霏霏细雨又一次起飞，飞机刚过岷山，天还未亮，突然被浓云紧紧裹住，速度猛然减少伴有中度颠簸，加大油门才能勉强维持住速度，但高度上不去，向外观察，除了一间有灯光房屋，其它什么也看不见。梁平凭自己丰富的经验，判断是天气预报失误，飞机进入暖锋后，出现了结冰，除冰设备全打开仍不见效。这时飞行高度才4500米，而前面又是一座座 6000多米高的山峰。改变航线吧！在这黑茫茫的夜空中，难保不再陷入更恶劣的天气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梁平果断的做出了在原地盘旋，慢慢争取高度的决定，以他精湛的技术操纵飞机缓慢的上升了500米。这时，机组有的同志建议返回机场，但梁平没有采纳，他严肃的说：周总理在北京等着看照片，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在他坚毅勇敢精神的鼓舞下，全机组信心倍增，同恶劣的气象展开了顽强搏斗。

姚长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荣誉证章

　　空中的情况和机组的决心通过无线电传到了机场塔台，人人都为这次任务的完成和机组的安全担心。我心里明白，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指挥员，越要沉着镇静。我命令机组及时报告飞行情况，同时找气象员研究分析天气变化趋势，要机务主任准确计算油量，40分钟过去了，按报来的情况看，飞机还在原地盘旋，我不禁有些着急，想命令机组返航，但又想到胆大心细技术过硬的梁平曾多次在危险情况下正确处理，化险为夷，相信他这次一定会妥善处理，再说预报的天气在好转，油量也还够，于是电告机组：掌握油量，相机行事，力争圆满完成任务。

姚长川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等级证章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难飞行，暖锋逐渐南移，天也亮了，飞机终于爬升至云上，积冰消融，一切又恢复正常状态。机上领航员徐静进行了精确计算，判定飞机已被强烈的空中风吹离航线140公里，偏在毛儿盖附近，并按推测位置修正了航向，几十分钟后，转弯点玉树附近的高峰不偏不倚的出现在飞机前方，证明了推测的位置相当准确。“到达玉树，一切正常”的电报传到了地面，我心中像一块石头落了地，随即命令机组按预定任务执行，继续注意变化，控制好返航油量。

83年空军学委会章（相当于空军的中顾委，全为军以上首长）

　　复杂多变的高原天气好像要专门考验梁平机组，当他们在当雄完成航测任务返航时，地区性的雷雨又汹涌而起，从玉树到岷县的航线上，到处矗立着一个个参天宝塔式的云柱，电光劈空，此灭彼明，飞机如同临近了即将爆发的火山群。梁平迅速操纵飞机上升，再上升，一直上升到接近飞机升限高度9000米，但雷暴云仍屹立在面前，梁平果断地采取了绕飞措施，象船舶避开暗礁一样，驾驶飞机在雷雨中曲折飞行，绕过一个个无法与之争抗的“敌人”。本来不多的流量现在显得更紧张了，中途也没有任何机场可备降。空中工程师不断地检查剩余油量，领航员随时掌握飞机位置，推算返回机场的航向，机上谁都清楚，除了冲出雷雨区，飞向本场，再没有别的出路。下午四点多钟，梁平机主终于突破雷雨包围回到了武功机场。飞机下滑着陆时，四个油量警告灯全部在闪亮，预示着油量将尽。

　　正是这次长达12个多小时，历经风险的飞行。换来了极为宝贵的当雄机场空中照相资料。为通航拉萨创造了有利条件，赢得了时间。

　　4月22日到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如期召开，我率领三大队长张国祥机组，作为我国各族人民的空中使者，飞向拉萨，祝贺大会胜利召开。

　　经过多次试航，青藏高原对我们已不再神秘莫测了。我们沿着熟悉的航线一面校正航线各点位置和山高，为以后运输机的飞行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一面反复校正到拉萨的预计时间，做到准时到达。几个小时以后，拉萨接近了，壮丽的布达拉宫，黄顶的喇嘛庙，一个个尖尖的屋顶，展现在眼前。十点整，当陈老总出现在筹委会大会主席台上时，飞机准时到达，会场上满眼是飘扬的彩旗和欢乐的人群。为了使藏族同胞更清楚的看看自己的“天兵天将”，显示人民空军的神威，我指挥机组一再降低高度，在会场上低飞盘旋了一圈又一圈，并投下五彩缤纷的庆贺传单。山城沸腾了，成千上万的人在跳跃，不断地挥动着彩旗，向空中致意，表达了百万藏族同胞对党的爱戴，对开辟拉萨航线将给西藏带来繁荣的喜悦心情。最后我们摆动机翼向大会告别，满载藏族同胞的情谊返回基地。

　　继这次飞行之后，英勇的13师运输机飞行员们以他们刚毅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战胜各种困难，多次飞到拉萨，并于5月26日第一次在当雄机场安全着陆，至此，北京——拉萨航空线胜利开辟成功了。

　　党和政府对于这次航线的开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亲手签署了嘉奖令，称赞年轻的人民空军“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195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被邀请为特邀代表参加了观礼。最使我难忘的是，当年空军第一次党代会期间，刘亚楼司令员还带我晋见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听了刘司令员的汇报，频频点头连声说：好！好！这是党和人民对我们部队，对所有参加开辟航线工作的同志给予的最高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