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伟看自己收藏的书

蔡伟在书法课上指导学生

蔡伟给学生上书法课

蔡伟的读书笔记

11年前，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蔡伟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破格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如今，48岁的他在贵州安顺学院教三门课，看到学生，他会想到自己。

　　他被知识改变命运，他希望他的学生也如此。

　　他从没给学生提及过那些苦日子，那时，他每卖50根冰棍，才能买一本5元的二手书。东北的冬天，他把《老子》《庄子》《韩非子》包上书皮，套层袋子，塞进保温箱的夹层，有空就读。

　　如今，他自称“学术不差也不冒尖”，一年发表一两篇论文。多数时间里，他喜欢一个人窝在办公室，被泛黄的古书包围。电脑屏幕被竖起来，便于放大查看那些模糊难辨的古文图片。时不时，他提起毛笔，在宣纸上写小楷。

　　蔡伟研究的领域是“小学”，这是中国古代对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的统称。他的工作是将旁人看着晦涩难懂的古文字，解析出准确的意思。

　　握着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办的专业学术集刊《简帛》，他翻到自己发表的文章《〈尚书·顾命〉“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的断句问题——兼释上博五〈三德〉之“天乃降殆”》。这是大多数人陌生的学问。古书的年代越早，意味着越难读懂。蔡伟的乐趣就在于，破解那些最为晦涩的古文含义。

　　“如果没什么真知灼见，就干脆不写，写一篇至少要解决一个问题。”蔡伟说。

　　这些已刊发的文章，不少来源于他早期写下的读书札记。他积攒下了几十本笔记，落款的时间跨越了30年。

　　小学时，他练过几年毛笔字。字帖上总有很多看不懂的繁体字，他捧着字典来回翻。他的语文成绩一直领先，到了高中，理科最低的成绩只有十几分。

　　蔡伟把图书馆当成了教室，锦州市图书馆办证要资质，他磨着父亲请单位盖章。他几乎天天打卡，一年多的时间里，光是古书，蔡伟就看了两三百本。

　　高考落榜后，蔡伟进了橡胶厂，三班倒。倒班之余，他泡图书馆，“几乎把能看的书全看了一遍”。

　　3年后，他从橡胶厂下岗。蔡伟没钱、没学历、没技术，摆在面前的路似乎只有两条，做小买卖或是卖力气。

　　他先在食堂后厨做过一年，一个月100元，临时工，主要做馒头。后来，他买来一辆三轮车，绑上1米长的木箱，里面再塞三四个保温箱，放入隔温的棉被，每天跑去商场门口摆摊。

　　他家住7楼，没电梯，每天清晨挨个儿把保温箱抬下楼，晚上再搬回家。这些保温箱加起来，差不多三四十斤重。他的车上还捆着折叠椅和太阳伞。遇上下雨，蔡伟就坐在伞下，等着天气放晴。

　　雪糕5角一根，冷饮1元一瓶。天热，雪糕卖着卖着就化了，他自己吃一些扔一些。冬天卖不动冷饮，他改卖炒瓜子，有时一个月赚不到500元。摆摊的空当，他读书，有时捡行人随手丢掉的废烟盒，抽出锡纸，记笔记。

　　他开不起店，家里拿不出租店铺的资金。摆摊10余年，收入只够糊口，他担心生病，极少买新衣服，家里10多年没交过取暖费。冬天的锦州零下10多度，冷气窜进屋子，水管常被冻住，睡觉人要躲在两三床被子里。

　　蔡伟常光顾旧书店，因为新书太贵了，一本2000年出版的新书，标价就是170元，更别提装订精美、彩印的版本了。不少古书还成系列，一套1000元也不稀奇。

　　他知道自己不适合做小生意，但不敢不干，“不然能做啥？”

　　有一次，他锁在小区楼下的车被偷了，捆在车上的木箱也一起没了。他懊恼了好几天——里面还装着好几本古书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沉浸在古文字的孤岛里。有人说蔡伟“酸”，饭都吃不饱还琢磨“闲书”，不务正业。家人看不懂他的研究，身边找不到能问询的老师，他一本一本地看，没什么章法。

　　那时，每过两三天，他就跑去图书馆换一批新书，锦州市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以为他看着玩，“这玩意儿你能看懂？”直到后来，有人拿来收藏的民国古画咨询真伪，蔡伟通过画中的文字一眼识别出是赝品，才换得在场的人频频点头。

　　自学四五年后，24岁的蔡伟寄信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等学者。他向对方请教，也提建议。

　　裘锡圭在1997年第1期的《文物》上发表过《〈神乌赋〉初探》，提及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篇目《神乌赋》，其中的“佐子”不明其意。蔡伟写信表示，“佐子”疑读为“嗟子”，即“嗟”，是叹词。

　　后来，裘锡圭同意了他的看法，还在1998年第三期《文物》上发表了文章。

　　蔡伟最擅长的，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老子》中有句“莫之其亘”，他从历史角度分析，“亘”字应译成“极”，是“终极”的意思。

　　为了寻找更多期刊，蔡伟没少跑。他想看清代王念孙写的高邮王氏四种之二的《读书杂志》，锦州市图书馆找不到，就跑去当地的高校图书馆碰运气，他从馆藏目录里查到了三册影印本，刚一开口就被拒绝。

　　工作人员称，“杂志不外借”。蔡伟纠正他这其实是古书，没想到换来一句，你又看不懂。直到10年后，蔡伟才买到另一个出版社的影印本。

　　他熟悉锦州所有的旧书店。一些书他坚持找了好些年，为此前往沈阳、北京等地。一次，他在北京只待了1晚，背回了10多本书，花了几百元。

　　在锦州，蔡伟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屋，墙边、床底下塞满了古书。可更多他想看的古书是买不到的。碰上实在喜欢的，他从图书馆借出，直奔复印店。那份复印版的《广雅疏证》已有30年，字里行间被他写满了批注，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有些书无法外借，他就坐在图书馆里抄。橡胶厂发的表格纸被他小心翼翼地攒成摞，再一一从中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内，订成一本。他仿照古书从右侧写起，完成《尔雅》的抄写，花了20天。

　　这些简易的装订本，已被他越翻越薄，折痕处轻微一碰就快要散开。

　　他最奢侈的消费是凑钱买了一台电脑，接入互联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搜索引擎里输入古文字。

　　在国学网上，爱好相同的人扎堆在论坛里灌水。蔡伟家联网用的电话线，每次他拨完号，快速打开论坛和邮箱，十几分钟匆匆下线。

　　即使如此，那几个月，他家的电话费还是频频超支。后来，他干脆去网吧，在一片游戏声中敲着自己的学术思考。

　　他没写过点击量超高的“爆款”，不参与论坛家长里短的讨论，只发言之有物硬邦邦的观点。第一回“披着马甲”发帖，他就被版主私信，“你是蔡伟？”

　　那时候，除了给几位古文字学学者写信，蔡伟已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学术网站上，发表过自己的学术观点。

　　在版主、如今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董珊的印象里，蔡伟对古书熟，引用辞例信手拈来。在那个检索并不方便的时代，蔡伟盯着旧材料，总能发现新问题，解释还精准。

　　董珊和蔡伟同龄，他说，蔡伟是那种利落干脆的人，一两句话解决一个问题，不用多说，一看就对，“这种本事差不多是对古书了如指掌的老先生才能做到”。

　　干这行，即使是学术大家，也偶有误差。不过，蔡伟的错误率低。裘锡圭也曾在回信中肯定蔡伟，“不计功利，刻苦潜修，十分钦佩。”

　　后来他的妻子病倒了。这个下岗后在超市当过服务员，送过报纸和牛奶的女人，被迫中止工作。儿子还在上学，家里全靠蔡伟一个人支撑。为了给妻子治病，他向亲戚借了5万元。

　　拉车比卖冰棍、瓜子赚钱。他蹬着三轮车在城市里穿梭。从早到晚，一天跑10多趟，挣三四十元。白天停不下来，晚上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原本大片的读书时间，也被切割了。一年后，奔波的蔡伟头一次感觉，自己的境遇如此糟糕。

　　在此之前，无论是和学者的书信往来，抑或是在网上，蔡伟从来都只谈学术。有一次，蔡伟忍不住寥寥几笔，写信对董珊讲述了自己的现状。

　　那封信只有一页多长。在董珊的记忆里，对方没提要求，没有抱怨，但他动容了。董珊找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教授刘钊。2008年，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中华书局、湖南省博物馆联合编纂《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临时聘请蔡伟加入。

　　这是一份根据前人观点进行修正、完善的工作。蔡伟一张张翻阅竹简照片，写下注释。古文字本就难认，多数还模模糊糊，平均下来，一列的30个字里，要重新解释的将近一半，一天才能完成一支竹简。

　　进组一年，他的能力有目共睹，几位教授想让蔡伟读博。

　　2000年起，复旦大学开始实施一项制度：两院院士、杰出教授和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考题由导师自己定，学生可以不参加统考。作为国内知名的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有自主招生的权力。

　　不过，按规定，报考博士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同等学力，蔡伟只有高中学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最终找到教育部，裘锡圭、李家浩、吴振武3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了推荐信，连同复旦大学的申请一起报送教育部。

　　李家浩、吴振武两位教授并不任职于复旦大学，没见过蔡伟本人，但在学术网站上，他们都曾读过蔡伟的文章。

　　入学考试是摆在面前的一场大考。蔡伟的英语不过关，还丢了10多年，学校就将英语改为日语。可蔡伟的日语也是零基础，他突击了一段时间，终于过线。

　　因为自学，蔡伟的知识体系并不系统，他跟着博士班上课，按学校的要求，还要补基础的通识课，修些本科、硕士课程。后来，他的学分修满了，但博士论文迟迟不过关。他要学着去适应学术表达的范式，来来回回地改。他读了6年才博士毕业，算是班上最久的。

　　他也是班里最大的，比同学年长近10岁，但档案最薄，资料最少。毕业后，他本想回东北，投了好几所当地的院校，简历都没过——频繁地卡在年龄、第一学历、发表文章里。

　　半年里，蔡伟一共投出二三十份简历，多在第一环就被淘汰。直到安顺学院招聘，他才定下工作，这是他找的所有工作里离家最远的一个，彼时安顺尚未开通高铁，他从锦州赶来用了两天两夜。

　　他被安排在学校图书馆的古籍特藏部，编写馆藏古籍书志。在图书馆里，他是学历最高的，也是唯一一个研究出土文献的。他还教三门课，古代汉语、文字学和书法。

　　扎进古文字中30余年，周围的环境也变了。出土文献从数量有限到令人目不暇接，查一个词的释意无需一本本翻词典，在电脑上输入多种解释即刻同步。电商平台轻易可以买到古书。国学这些年出现了升温的迹象。

　　董珊有体会，如今学术成果的发布量、出版量大大增加，“相比20年前，差不多多了20倍都不止”。

　　蔡伟喜欢泡在几所知名高校主办的出土文献网站上，看最新的学术观点。但凡出了新材料，他就找来学习。

　　网上，他起了五六个网名，“锦州抱小”“小雅”“黔之菜”……“有时候就是刻意不想让别人知道是我写的”。蔡伟说，他享受更换网名后归零的状态，用新的名字“再慢慢闯片天地”。

　　他刻意地从曾经的片刻“高光”中淡出。因为被破格录取，蔡伟曾被写进新闻里，后来，他拒绝再接触媒体，为此特意换过手机号。“古代典籍本来就冷僻偏窄，既然不为大众熟知，也没必要总是让人知道。”

　　他强调，自己只是喜欢这门学科，不愿当所谓的学术明星。他最担心被分散精力。

　　“只有对学术产生影响，在古文字学界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发表独立客观观点的人，才是最神圣的。”他曾这样表示，“做学问，不就是要经得住长时间的埋头嘛，名利是致命伤。”

　　圈子里知道蔡伟的人不少——他的文章不以量取胜，但都能立得住脚。

　　董珊感叹，无论是最初在论坛上相识，还是后来因为破格录取被写入新闻，蔡伟本有很多“可以红”的机会，不过他始终是淡淡的，低头研究自己那摊事儿。

　　“在学术界，不缺擅于总结方法的人，但蔡伟能实打实地做研究。”董珊说，“这也是这个时代做学问非常稀缺的。”

　　去年，蔡伟的专著《误字、衍文与用字习惯——出土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勘的几个专题研究》出版了。

　　有网友评价，“作者未接受系统的学术训练，在学理和论证上的精密性自是不可奢求”“整体系统性欠佳”，但也有很多夸奖：“有切实贡献和具体文献解读，且颇具启发性”“真正的善读古书者，那些只靠剪刀和浆糊搞古书校读汇编的先生看完可能会手心出汗吧”。

　　最早入古典文献的行当，是因为蔡伟拜读了蒋礼鸿先生的《义府续貂》。这是研究古文献的名著，也是治训诂、校勘重要的参考书。30年里，蔡伟来来回回地研读，他看过不下六个版本，还专门列出表格，一一细数各版本中存在的14处问题。

　　蔡伟不讲究外表，唯独执着于买书，每年购入的新书差不多几百本。离开复旦大学前往安顺学院时，他打包运出80多箱藏书，花了4000多元——快赶上后来1个月的工资。

　　书柜里那套《四部丛刊》一共21本，购于上海。那一回，他花了500多元，骑着自行车驮回学校，还引来一群人围观。有同学打趣他买贵了，他却觉得值——至今，这套书陪了他10年。

　　蔡伟仍不富裕。他把家里一整面墙打成书柜，买来能两面放书的书架，再加张一米长的书桌。

　　学术之外，他的生活很简单，逛市场、刷短视频，或是练练毛笔字。自行车骑久了，他会腿疼，这是之前蹬车落下的老毛病。

　　在复旦读博的时候，他回过锦州，到昔日的摆摊地转了转。一同出摊的4个人，只剩下1个。他记得，自己曾是这群摊主里最年轻的，夹在一片吆喝声中，捧着书的他看上去总有些格格不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