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至9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配合塔儿坡村棚改项目的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建设用地内发现的6座古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秦墓3座，西汉墓葬1座，东汉墓葬2座。出土文物89件（组）。其中秦墓的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

　　该墓地位于秦咸阳城遗址以西，该区域历年来发现过大量秦墓，可以确定是秦咸阳城的墓葬区。1995年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塔儿坡村发掘了381座秦墓，在塔儿坡村周边先后发掘了任家咀、关中监狱、西耳村、坡刘村、文科路等战国和秦代墓地，累计发掘秦墓800余座。此次发掘的3座秦墓位于秦咸阳城遗址墓葬区的西侧边缘位置。

　　秦墓编号M1、M4、M5

　　形制均为竖穴土圹墓，口大底小，有二层台，墓室长壁二层台上均开有一个壁龛。以M5为例，墓葬方向74°。开口长6.3、宽3.9、底边长4.86、宽2.6、深4.2米。距墓圹开口2.3米处有生土二层台一周，二层台宽0.34-0.46米。

M5墓葬形制

　　墓室南壁西部开有壁龛，平顶微弧，平面呈长方形，进深1.72、宽1.3、直壁高0.9、顶高1.28米。

M5壁龛

　　墓室早期被盗扰，葬具葬式不详，出土器物有铜蟾蜍1件、铜甑1件、铜茧形壶1件、金饰9枚、贝饰11枚（残）、蚌壳1件。壁龛未扰动，出土陶缶5件、陶罐4件。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判断这3座秦墓的时代应在战国晚期到秦统一时期。

　　西汉墓葬M3

　　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道砖室墓。墓道长3.0、宽1.0、深2.6米；墓室长4.0、宽2.0米，直壁高1.66、券顶高2.1米。因被盗扰，葬具葬式不详。出土器物有绿釉陶罐、绿釉陶仓、陶甑、陶釜、铜带钩、铜镜、车马器、弩机、铜钱、玉塞等30件（组）。

　　东汉墓M2、M6

　　均为斜坡墓道砖室墓。M2方向274°，由墓道、墓室、南北侧室组成。墓道长10、宽1.0、深6.4米；墓室长4.8、宽2.28、高1.9米；南侧室长3.4、宽1.5米，直壁残高1.44米；北侧室长4.36、宽1.5米，直壁残高1.0米。因早期被盗扰，葬具及葬式不详，出土器物有陶仓、陶灯、铜钱等12件（组）。

　　秦墓M5出土了一组小型金饰品，9枚，为纯金制作，在以往的秦墓中发现较少。这组金饰按形制和纹饰可分为四类。

M5出土金饰件

　　第一类1枚，直径1.1、高0.4厘米。呈半球状，中空，背面有扣，顶部有一圆圈纹，内圈饰一圈金丝条，外圈饰绳索纹金丝条。腹部分布有4个水滴纹，内圈饰一圈金丝条，外圈饰绳索纹金丝条。水滴纹间等距离分布有四组金珠组成的纹饰，每组纹饰用四个金珠焊接在一起。底部边缘有两圈金丝组成的绳索纹。

　　第二类3枚，直径0.9、高0.4厘米。形制同于第一类，装饰也基本相同，但腹部素面无装饰。

　　第三类3枚，直径0.6、高0.4厘米。呈盖弓帽状，纹饰更趋简化，仅顶部纹饰同于以上两类。第四类2枚，直径0.6、高0.4厘米。呈盖弓帽状，素面。

M5第一类金饰细部纹饰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金银器出现于商代中期，主要作为铜器、漆木器等物件的附属装饰，以金箔片为主。西周时期，金腰带饰最具特色。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使手工业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金银器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有了明显增加，这一时期的金银器主要以装饰品为主。秦代金银器目前发现的虽然不多，但文献记载当时黄金的使用量还是相当大的。《史记·秦本纪》有“秦始皇葬骊山，以黄金为凫雁”的记载。秦墓金器主要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和宝鸡益门秦墓，秦始皇陵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黄金制品，如铜车马上就有6公斤的金质饰品。咸阳虽为秦国都城，在其周边墓葬中却较少发现金器，如塔儿坡秦墓只出土了少量包金和鎏金铜带钩，未见纯金制品。本次发掘出土的金器，是秦墓金器的一次重要发现。

　　张天恩先生认为先秦时期我国黄金制品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中原地区的金器类型，以金质器皿为主；二是北方草原民族的金器类型，以装饰品为主。M5内发现的小型金饰出土于墓室内，因墓葬被盗，原初位置已不清楚，但从其大小和背面有扣来分析，应该为衣服上装饰可能性较大。金饰表面有多处焊接的绳索纹和金珠，绳索纹在草原文化金银带扣的边框上经常出现，焊接金珠的工艺最早出现于两河流域和地中海沿岸，战国中晚期开始流行于我国西北游牧民族地区，西汉时焊珠工艺在中原地区出现。因此无论是从用途还是工艺上来看，这一组小型金饰都具有典型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

　　秦国黄金制造业比较发达，秦墓中出土黄金制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比较丰富，工艺水平也十分发达。考古发现的金丝与焊珠细工制品，最初多见于中国北方，尤其是包括内蒙古、冀北、陕北和新疆在内的北方草原地带，西汉时传入中原地区，两汉时期工艺日臻成熟。此次在发现的绳索纹焊珠金饰说明了战国晚期秦人就接触到了这类金丝与焊珠细工工艺，而随着秦汉的大一统，这种来源于西方的黄金加工工艺也普及至全国。

　　海贝作为货币使用可追溯到龙山时代（如石峁遗址），商代被广泛使用。最早使用的是完整的海贝，后来磨贝（磨去顶壳的海贝）代替了全贝充当货币使用了很久。有学者认为海贝背面磨孔与商业交易的便利性有关，磨孔的贝币可以串联起来便于携带和计数。战国时期各种金属铸造货币的盛行使得海贝的货币属性大大降低，许多磨贝被用作装饰品，但磨贝作为货币并未完全停止使用。M5出土了11枚贝饰（M5:6），长5.4、宽6.3、厚1.5厘米，背面均有磨孔应是兼有货币与装饰品的功能。

M5出土贝饰

　　茧形壶是秦文化典型器物的代表，在以往发掘的秦墓中比较常见，基本都为陶质，铜质的茧形壶发现的比较少，在甘肃马家塬遗址出土了一件青铜茧形壶。M5:4青铜茧形壶，较为少见，器形较小，长4.6、宽3.2、高4厘米，应是专用于随葬的明器。同时出土的青铜甑，直径3.8、通高3.3厘米，应是与青铜茧形壶配套的明器。

M5出土铜茧形壶

M5出土铜甑

　　M5出土一件造型生动制作精美的青铜蟾蜍，长5.3、宽6.4、高2.5厘米，器身中空，应该是作为装饰品镶嵌在其他物品上的。值得注意的是该件青铜蟾蜍背部有一微凸的圆形图案。蟾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一种特殊的意象，蟾蜍纹早在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时期就普遍出现在彩陶题材中，青铜时代也出现在器物纹饰上，汉代开始转移到帛画、墓葬壁画、画像石等载体上，出现了大量在圆环中刻画蟾蜍以象征月轮的图像，这些图像表明了蟾蜍与月亮的密切关系，实际上，蟾蜍在汉代已确定是月亮的象征，为“月精”。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蟾蜍与鸟分别代表月亮和太阳，也代表阴阳相辅相成相互转化，这样的宇宙观和阴阳观念始终蕴含在中国早期文化中而不曾中断。M5的这件青铜蟾蜍背部的圆形是否代表月亮值得考虑和重视。

M5出土青铜蟾蜍

　　陶缶也是秦墓中随葬的典型器物，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值得注意的是，任家咀墓地242座墓葬共出土陶缶10件，塔儿坡墓地381座墓葬共出土陶缶4件。此次发掘的3座秦墓共出土了16件陶缶，其中M1发现6件，M4有5件，M5有5件，与周边秦墓相比，数量相差很大。出土这么多陶缶也是我们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另外，M4出土的陶缶肩部有戳印陶文，为“咸亭隐□灶器”，陶文对于了解战国和秦代的市与亭、里这些行政制度，以及手工业的生产、管理状况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M5出土陶缶

M4陶缶戳印陶文“咸亭隐□灶器”

　　此次发掘的3座秦墓较为重要，其中M5出土的金饰品、明器青铜茧形壶、青铜蟾蜍都较为少见。特别是金饰品虽然器形较小，但制作精美，工艺精湛，其制作方法所反映的考古学意义较为重要。

　　首先，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金丝和焊珠工艺在甘肃马家塬战国戎人墓地中就有发现，西汉时期这种工艺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金器上，东汉时向南传播到长江珠江流域。此次金丝焊珠金饰的出土，说明战国时秦人可能已经熟练掌握了这类金器细工制品的制作技术。

　　其次，焊珠工艺起源于西亚，后经中亚草原传至我国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秦墓中出土这类金器说明秦人很早就与中亚、西亚有间接或者直接的往来关系，这对于探索“前丝绸之路”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及传播路径具有实证意义，秦墓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也深层次地反映了秦人不保守的开放式思维，而秦文化中“拿来主义”的实用思想和包容风气也为秦人统一六国开创中国第一个大一统政权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