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姨大名叫F志宏，小名叫争鸣。为什么叫争鸣？可能是因为出生在1957年前半年吧。当时党和国家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四姨是外公外婆的老生女，是他们夫妇43岁才生的最后一个姑娘，他们特别喜欢，因此给她取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小名。

　　四姨从小学习好，考试成绩基本上都接近满分，上省保育院、“省保小”都是课代表或少先队大队长，白衬衣袖子上戴个“三道杠”的标志，特别让人羡慕。文革中，任陕西省干部文化学校党委副书记的外公被批斗，外婆和四姨在我们家呆过一阵子。四姨比我大三岁，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学生，那时她已经看了不少世界名著。她经常给我念书，讲故事，带我玩，有时我与她发生矛盾，不懂事的我就会叫她滚！她会顽皮地说：“我不滚，这是我大姐家。”父亲有时也编故事，故事里有一个滑稽的人物叫“争争果”，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四姨也不客气，她也会针锋相对地编个故事，把我们每个在场的人编排进去，作为反面人物调侃开涮。

四姨全家福，第一排正中小童为四姨，最左小童为作者

       1969年，外公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送回陕北老家劳动改造，四姨和外婆也一同下放回延安去了，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但是与我家保持通信的外公每次写信都是四姨给誊写的，她的那个魏体字写的真是漂亮。 

       1976年春节，我随二舅回老家看外公外婆，还没有进村子就看到四姨头戴一顶“火车头”帽子，迈着八字步，一路小跑下山来接我们。我不知道她在寒风中等候了我们多久。当时那个画面非常优美，夕阳下，一个19岁少女，甩着大辫子，头顶落日，脚踩浮土，身后荡起一股黄尘，仙女下凡似地向我们飘来，嘴里还喊着“二哥，二哥！”

       我们在外公家呆了大概10天，过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农民春节，吃炸油糕、炸油饼、烩酸菜，喝稠酒，也品尝了邻居家难以下咽的糠窝头，更见识到了全家人用一盆水洗脸的艰难。

       我没事时就在窑洞里就着煤油灯看四姨的藏书和她办的水利工地战报。那是一张张油印的小报，大部分是四姨自己写的消息、散文和诗歌，虽然有浓烈的“帮八股”气味，但也散发着新鲜的泥土气息。四姨当时初中毕业，因为外公的富农成分，大队没有让她上高中，她起先随妇女下地修梯田打坝，后来就在大队的“育红班”当老师，语文、算术、音乐、美术都是她一个人教。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四姨因外公问题不能参加高考。1978年政策放松，外公给她报了大学，她想自己仅有初中文化，就没有敢报考，私下改成了中专。当时考大学的考生不能考中专，不是“一条龙”，没有想到四姨一次就考中了，是陕西省煤校，当时省煤校的校址在渭南地区白水县罕井镇。开学不久，她写了一篇散文《罕井的秋天》，发表在《陕西日报》上。

|四姨全家福，第二排右一为四姨|

　　上学期间，她谈了一个男朋友，是北京人，叫Z跃进，比她小一岁，毕业时不知什么原因吹了。1980年四姨中专毕业，和后来的四姨夫一同分配到S省地球物理勘测队，当上了光荣的地质队员。四姨夫叫G指标，这名字也颇具时代色彩。四姨夫的父亲当年也被打成右派，送回原籍务农，看来还真是门当户对。

　　他们单位在西京市闹市区，但是他们两口子一年有三个季度工作在野外，翻山越岭地搞地质勘探，神府煤田就是他们发现的。

　　他们那时工资高，补助多，为人豪爽大方。她家就成了我们进城采购、游玩时休息的据点。不想回家了，就住在她家。四姨夫也热情、好客。他们是煤校同学，自由恋爱，看起来情投意合，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和睦幸福，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我结婚时做家具的木料都是他们给的，那时买的冰箱也是他们托关系从解放大楼买的，价格优惠了很多；我几次搬家也是他们给找的车，出的力。有时他们出野外就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我有事没事就去住，简直就成了我的“免费旅馆”。一次我将四姨家的钥匙借给了另一个表弟，表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引来了大批警察半夜包围了他们的住宅楼。消息很快传到榆林野外工作的四姨处，但她坚信我不会干坏事。

左一为作者，右一为四姨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四姨成了单位的中层干部，四姨夫也承包了单位的招待所。四姨是单位的财务科长，在单位威信很高，人缘很好；四姨夫善于经营，为单位，为自己挣了一些钱。后来四姨夫下海，在西京市解放路、东大街开了时装店，生意时好时坏，总体还可以，但是我给他们介绍的一笔牛仔服代销生意，让他们损失不小。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家里堆放了一些积压的牛仔服，是他妻姐在重庆生产的，这个朋友较忙，顾不上经销，就将这些货积压了几年。我出于好心介绍他们认识，四姨夫以底价代销，一个赚点利润，一个解决积压问题。四姨夫代销的业绩还可以，就又去重庆办事，朋友的妻姐却骗着让他多打了一些货款，并强行扣除了牛仔服的全款，把代销变成了经销，这让四姨夫损失不小。因为没有书面手续，无法打官司，只能吃了哑巴亏。这件事后来引起他们两口子互相埋怨，四姨也可能唠叨得多，四姨夫嫌烦，就回家少了，分心了，这是我事后的分析。

　　四姨夫不做服装生意之后，我又给他联系做了一家品牌家电的西京售后服务站，生意发展迅猛，一时间财源滚滚。

　　1991年，我弟弟因为倒卖爆炸品被抓，我为了“捞人”请相关办案人员吃饭，一个人陪两桌子客人，这些人位高权重，个个海量。当天晚上我喝醉了，迷迷糊糊中还知道去四姨家，结果给她家弄得一塌糊涂。

　　这期间四姨夫还开过饭馆，我给他送了一台啤酒机。开饭馆时四姨夫说：“我戴这么大的金戒指，有时还得给人端一碗面，挣几毛钱，实在是没意思！”看来，他已经变了，没有了服务意识。

　　不久，四姨夫有了情人，而且情人就是同一个单位，同一栋住宅楼上的。他们一起去北京、上海及山东等地旅游，消息很快传到四姨耳朵里，双方矛盾升级。那时我在新华社借调，与物测队有业务关系。关系好的朋友劝我最近多去看看四姨，虽然没有明说什么原因，但我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复杂内容。我将情况很快反馈给二舅，随后带了几箱苹果去看四姨。恰巧二舅比我去的早，他们在房间说话，我这个小辈就回避、等候，不一会儿二舅出来说：“你走吧，没事儿了。”“哦，那就好！”我就走了，没有多想什么。

　　过了几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四姨自杀了！我半信半疑，迅速赶到她家，四姨已经被送到医院太平间，四姨夫被派出所带走了。听当时在他们家住的亲戚说，四姨夫头天晚上在外面喝酒，大约10点多回来，他们两口子11点左右吵了一阵嘴，四姨夫就睡了。大概12点左右，四姨在阳台的晾衣竿上上吊了。

　　四姨夫凌晨三四点醒来才发现，但是人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那时，外公已经去世，外婆还在，不过外婆已经患老年痴呆症多年，搞不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事。

　　家里人讨论了如果是谋杀，四姨夫被判刑后他们孩子的生活问题。然而派出所明确反馈，经法医鉴定是自杀。家里大部分人不相信，依我的理解应该也是自杀，这些从四姨的性格脾气和四姨夫的为人处世可以判断。表弟刚上初中，没有生活能力，有父亲总比没有父亲强吧！我们打掉牙齿也只能往肚里咽啊。

　　随后，我们在临潼为四姨买了墓地，把她简单安葬了。那年，四姨只有38岁，就这样香消玉殒了。

　　后来G指标离开了他们院子，在我们单位附近开了一个很小的家电维修部，惨淡经营，勉强维生。

　　四姨的部分存款一直由三姨负责保管，一段时间G指标多次提出急用，三姨不给，理由是等表弟上大学时作学费用。我劝三姨说，他们也许现在日子就过不下去了，以后钱就不值钱了，还是让他们自己管吧，三姨听了我的建议。

　　四姨的孩子很争气，在母亲去世，父亲不在跟前的情况下，自己上完初中、高中，接着自己考上大学，读完大学，找了一份较好的工作，成家立业，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媳妇还是个公务员……这样，四姨的在天之灵也许该放心了吧！

　　G指标刚过60岁就死了，埋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听说他去世时，父母还健在，又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在想，怀念四姨时，还要不要怀念G指标？假如四姨当年跟了Z跃进，又会是什么结果？

　　作者简历

　　王谦，男，1960年7月28日出生，祖籍陕西子长，中国民盟盟员，大专学历，主任记者职称。

　　西安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民盟中央美术院陕西分院理事，陕西汉唐文化创意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客座教授。

　　原陕西科技报执行总编，曾多次获得中央、省及行业新闻奖，新闻作品多次获中央、省市领导批示，发表新闻作品两百万字，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数十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