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保护，话题很老。宋人虽没什么高科技，无法做出空气质量报告，也不能检测水质、土壤、噪声、电磁辐射等，但他们在资源开发、尊重自然等方面的经验，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宋代中前期，皇帝总体比较体恤百姓，为避免官府与民争利，曾多次下文开放山泽，官府不得随意插手。淳化元年二月，宋太宗在《诸处鱼池任民采取诏》里明确指出，各地江河啊湖泊啊池塘啊，以前都归政府管理，老百姓没份儿，让俺老怀伤感，从今以后，祖国大地的水产，任民间渔捕。如果自家吃，白吃，不收钱。如果贩卖，缴点税。

　　但中央一松口，地方就反弹。宋朝人口众多，崇尚奢侈，既然皇帝规定任由百姓采捕，全社会立马积极行动，于是“川蕴中贫”。陆游曾感慨：俺大宋早先用有度，取有时，捕有法，没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多好啊。如今全民行动，捕呀杀呀，导致危机重重。

　　没办法，皇帝只好下令保护动物。比如建隆二年二月，宋太祖在《禁采捕诏》里明确诏令百姓，不准随意张网捕捉鸟兽虫鱼，特别不能损伤鸟蛋幼兽，相关部门要睁大眼睛，每年都要下文向百姓重申并报告。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宋真宗更是严格要求，每年春夏期间，正值万物竞长之时，各州府赶紧到民间收缴粘竿弹弓罗网之类“作案”工具，哪个不开眼的敢私藏不交，严惩不怠。

　　明眼人一看，其实皇帝的目的不是禁渔猎，而是要求广大群众选择合适的季节渔猎适量的成年动物，避免杀鸡取卵。

　　宋真宗治国水平不高，却心比天高，曾学秦皇汉武去泰山封禅。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这皇帝发了个奇葩诏书，要求农民在十月以后才能烧火田（在田里焚烧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烧死昆虫。不过保护的是害虫还是益虫，天知道。

　　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从不杀生，退休后住在南京，“每得生龟，多放池中”。诗人陈与义，不缺钱，写过《放鱼赋》，记叙采人竭泽而渔，无数鲜活的鱼虾命在顷刻，老陈万分心疼，赶紧掏钱买下放生。

　　宋政府也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据统计，《全宋文》中收录放生池碑记和讨论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代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于当时理学之“仁”。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动物威胁时，还是以人为重。陈尧佐《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作《发蝗虫赴尚书省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姚炎《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2000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11只虎，朝廷予以奖赏。

　　此外，宋时黄河等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中央不仅下诏疏浚河道，还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修堤坝，植树造林，赤膊上阵，挥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员，有点让人感动。

　　来源：报刊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