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中国古人的分餐制和会食制

　　分餐制和会食制都是历史的产物，那种实质为分餐的会食制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今天追求新的进食方式，看来只需按照唐代的模式，排练出一套仿唐式的进食方式就可以了。这种分餐制借了会食制固有的条件，既有热烈的气氛，又讲究饮食卫生，而且还弘扬了中华优秀饮食文化传统。

　　津液交流危险降临

　　中国人聚会，不论是在家中或是在餐馆，如果是享用中餐，一般都是采用围桌会食的方式，隆重热烈的气氛会深深感染每一个与宴者。这种亲密接触的会食方式，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甚至一些金发碧眼者也偶尔以会食为一乐事。这种亲密交流的结果，是将各人特有的那些菌种毫无保留地传播给了同桌共餐的人，人们在欢快醉饱之时自然是感觉不到这样的危险已经逼近了。

　　王力教授有《劝菜》一文，对这样的“津液交流”有十分深刻的讽刺。他说十多个人共一盘菜，共一碗汤，酒席上一桌人同时操起筷子，同时把菜夹到嘴里去。一碗汤上桌，主人喜欢用自己的调羹去把里面的东西先搅一搅；一盘菜端上来，主人也喜欢用自己的筷子去拌一拌。一件山珍海错，一人一筷子之后，上面就有了五七个人的津液。王力先生提到的类似宴会，我们人人差不多都亲见或亲历过，许多人也曾许多次地为这种津液交流作过努力。当然我们只是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对于这传统产生的负面后果并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我们不知不觉把自己置于了危险之中。

　　隋朝以前都是分餐方式

　　这种在一个盘子里共餐的会食方式，虽然是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确实算不上优良。这会食传统产生的历史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古老，存在的时间也就是一千年多一点。比这更古老的传统倒是要优良很多，那是地道的分餐方式，我们可以寻到不少古代中国曾实行了至少三千年分餐制的证据。

　　《史记·孟尝君列传》说，战国四君之一的孟尝君田文广招宾客，礼贤下士，他平等对待前来投奔的数千食客，无论贵贱，都同自己吃—样的馔品，穿一样的衣裳。一天夜里，田文宴请新来投奔的侠士，有人无意挡住了灯光，有侠士以为自己吃的饭一定与田文两样，要不然怎么会故意挡住光线而不让人看清楚。这侠士一时怒火中烧，他以为田文是个伪君子，起身就要离去。田文赶紧亲自端起自己的饭菜给侠士看，原来他所用的都是一样的饮食。侠士愧容满面，当下拔出佩剑，自刎谢误会之罪。一个小小的误会，致使一位刚勇之士丢掉了宝贵的性命。试想如果不是分餐制，如果不是一人一张饭桌（食案），如果主客都围在一张大桌子边上享用同一盘菜，就不会有厚薄之别的猜想，这条性命也就不会如此轻易断送了。

　　又据《陈书·徐孝克传》说，国子祭酒徐孝克在陪侍陈宣帝宴饮时，并不曾动过一下筷子，可摆在他面前的肴馔却不知怎么减少了，这是散席后才发现的。原来徐某人将食物悄悄藏到怀中，带回家孝敬老母去了。皇上大受感动，下令以后御筵上的食物，凡是摆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带回家去，用不着那样偷偷摸摸。这说明至少在隋唐以前，正式的筵宴还维持着一人一份食物的分餐制。

　　史料中记载的分餐进食

　　古代中国人分餐进食，一般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摆着一张低矮的小食案，案上放着轻巧的食具，重而大的器具直接放在席子外的地上。后来说的“筵席”，正是这古老分餐制的一个写照。

　　《后汉书·逸民传》记隐士梁鸿受业于太学，还乡娶妻孟光，夫妻二人后来转徙吴郡（今苏州），为人帮工。梁鸿每当打工回来，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并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敬重。孟光的举案齐眉，成了夫妻相敬如宾的千古佳传。又据《汉书·外戚传》说：“许后朝皇太后，亲奉案上食。”因为食案不大不重，一般只限一人使用，所以妇人也能轻而易举。

　　以上是文献上的证据，我们更可以由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和绘画资料，看到古代分餐制的真实场景。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看不到许多人围坐在一起狼吞虎咽的场景。低矮的食案是适应席地而坐的习惯而设计的，从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实物，以木料制成的为多，常常饰有漂亮的漆绘图案。汉代承送食物还使用一种案盘，或圆或方，有实物出土，也有画像石描绘出的图像。承托食物的盘如果加上三足或四足，便是案，正如颜师古《急就章》注所说：“无足曰盘，有足曰案，所以陈举食也。”

　　考古发掘中的分餐制

　　以小食案进食的方式，至迟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已发明。考古已经发掘到公元前２５００年时的木案实物，虽然木质已经腐朽，但形迹还相当清晰。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一些用于饮食的木案，木案平面多为长方形或圆角长方形，长约１米，宽约３０厘米上下。案下三面有木条做成的支架，高仅１５厘米左右。木案通涂红彩，有的还用白色绘出边框图案。木案出土时都放置在死者棺前，案上还放有酒具多种，有杯、觚和用于温酒的斝。稍小一些的墓，棺前放的不是木案，而是一块长５０厘米的厚木板，板上照例也摆上酒器。陶寺还发现了与木案形状相近的木俎，略小于木案，俎上放有石刀、猪排或猪蹄、猪肘，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套厨房用具实物，可以想象当时长于烹调的主妇们，操作时一定也坐在地上，木俎最高不过２５厘米。汉代厨人仍是以这个方式作业，出土的许多庖厨陶俑全是蹲坐地上，面前摆着低矮的俎案，俎上堆满了生鲜食料。

　　陶寺遗址的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将食案的历史提到了４５００年以前，而且也指示了分餐制在古代中国出现的源头，古代分餐制的发展与这种小食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小食案是礼制化的分餐制的产物。在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里，人类遵循一条共同的原则：对财物共同占有，平均分配。在一些开化较晚的原始部族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氏族内食物是公有的，食物烹调好了以后，按人数平分，没有饭桌，各人拿到饭食后都是站着或坐着吃。饭菜的分配，先是男人，然后是妇女和儿童，多余的就存起来。这是最原始的分餐制，与后来等级制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分餐制虽有本质的区别，但在渊源上考察，恐怕也很难将它们说成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随着饮食礼仪的逐渐形成，正式的进餐场合不仅有了非常考究的餐具，而且有了摆放餐具的食案，于是一人一案的分餐形式出现了。

　　分餐制的历史无疑可上溯到史前时代，它经过了不少于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会食制的诞生大体是在唐代，发展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制，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

　　高桌大椅出现改变分餐制

　　周秦汉晋时代，筵宴上分餐制之所以实行，应用小食案进食是个重要原因。虽不能绝对地说是一个小小的食案阻碍了饮食方式的改变，但如果食案没有改变，饮食方式也不可能会有大的改变。事实上中国古代饮食方式的改变，确实是由高桌大椅的出现而完成的，这是中国古代由分食制向会食制转变的一个重要契机。

　　西晋王朝灭亡以后，生活在北方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陆续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他们的政权，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乱，还有居于国家统治地位民族的变更，使得中原地区自殷周以来建立的传统习俗、生活秩序及与之紧密关联的礼仪制度，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冲击。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背景下，导致了家具发展的新趋势，传统的席地而坐的姿式也随之有了改变，常见的跪姿坐式受到更轻松的垂足坐姿的冲击，这就促进了高足坐具的使用和流行。公元５—６世纪新出现的高足坐具有束腰圆凳、方凳、胡床、椅子，逐渐取代了铺在地上的席子，“席不正不坐”的传统要求也就慢慢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在敦煌２８５窟的西魏时代壁画上，看到了年代最早的靠背椅子图形，有意思的是椅子上的仙人还用着惯常的蹲跪姿式，双足并没有垂到地面上，这显然是高足坐具使用不久或不普遍时可能出现的现象。在同时代的其他壁画上，又可看到坐胡床（马扎子）的人将双足坦然地垂放到了地上。洛阳龙门浮雕所见坐圆凳的佛像，也有一条腿垂到了地上。

　　用高椅大桌进餐唐朝已较为普遍

　　唐代时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行，垂足而坐已成为标准姿势。１９５５年在西安发掘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之兄高元珪墓，发现墓室壁画中有一个端坐椅子上的墓主人像，双足并排放在地上，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已有标准垂足坐姿的证据。可以肯定地说，在唐代时，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古代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地而坐的方式，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命性改变。

　　用高椅大桌进餐，在唐代已不是稀罕事，不少绘画作品都提供了可靠的研究线索。如传世的一幅描绘宫中大宴准备情形的绘画，描绘巍峨殿宇的侧庭，临池摆着大方食桌和条凳，桌上摆满了餐具和食品，这便是《备宴图》。

　　再看敦煌４７３窟唐代宴饮壁画，画中绘一凉亭，亭内摆着一个长方食桌，两侧有高足条凳，凳上面对面地坐着九位规规矩矩的男女。食桌上摆满大盆小盏，每人面前各有一副匙箸配套的餐具。这已是众人围坐一起的会食了，这样的画面在敦煌还发现了一些，构图一般区别不大。

　　还有西安附近发掘的一座唐代韦氏家族墓中，墓室东壁见到一幅《野宴图》壁画，画面正中绘着摆放食物的大案，案的三面都有大条凳，各坐着三个男子。男子们似乎还不太习惯把他们的双腿垂放下地，依然还有人采用盘腿的姿式坐着。

　　还值得提到的有传世绘画《宫乐图》，图中十多个作乐的宫女，也是围坐在一张大案前，一面和乐，一面宴饮。有一宫女手执长柄勺，正将大盆内的饮料分斟给她的同伴们，有的宫女正端碗进饮，好像味道不错。所不同的是，她们坐的不是那种几人合用的大条凳，而是一种很精致的单人椅。

　　大约从唐代后期开始，高椅大桌的会食已十分普通，无论在宫内或是民间，都是如此。家具的变革引起了社会生活的许多变化，也直接影响了饮食方式的变化。分餐向会食的转变，没有这场家具变革是不可能完成的。据家具史专家们的研究，古代中国家具发展到唐末五代之际，在品种和类型上已基本齐全，这当然主要指的是高足家具，其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两个品类。家具的稳定发展，也保证了饮食方式的恒定性。

　　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有过渡期

　　其实古代的分餐制转变为会食制，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成了现代的这个样子，还有一段过渡时期。这过渡时期的饮食方式，又有一些鲜明的时代特点。在会食成为潮流之后，分餐方式并未完全革除，在某些场合还要偶尔出现。例如南唐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就透露出了有关的信息。据《宣和画谱》说，南唐后主李煜想了解韩熙载夜生活的情况，令顾闳中去现场考察，绘成了这幅《夜宴图》。

　　《夜宴图》为一长卷，夜宴部分绘韩熙载及其他几个贵族子弟，分坐床上和靠背大椅上，欣赏着一位琵琶女的演奏。他们面前摆着几张小桌子，在每人面前都放有完全相同的一份食物，是用八个盘盏盛着的果品和佳肴。碗边还放着包括餐匙和筷子在内的一套进食具，互不混杂。这里表现的不是围绕大桌面的会食场景，还是古老的分餐制，似乎是贵族们心绪的一种显露。其实这也说明了分餐制的传统制约力还是很强的，在会食出现后它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晚唐五代之际，表面上场面热烈的会食方式已成潮流，但那只是一种有会食气氛的分餐制。人们虽然围坐在一起了，但食物还是一人一份，还没有出现后来那样的津液交流的事实。这种以会食为名、分餐为实的饮食方式，是古代分餐制向会食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必然发展阶段。

　　宋代以后有了现代意义的会食

　　到宋代以后，真正的会食——即具有现代意义的会食才出现在餐厅里和饭馆里。宋代的会食，由白席人的创设可以看得非常明白。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说北方民间有红白喜事会食时，有专人掌筵席礼仪，谓之“白席”。白席人还有一样职司，即在喜庆宾客的场合中，提醒客人送多少礼可以吃多少道菜。陆游以前，白席人已有记述，《东京梦华录》就提到了这种特殊的职业，下请书、安排坐次、劝酒劝菜，谓之“白席人”。白席人正是会食制的产物，他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食客行动、掌握宴饮速度、维持宴会秩序。现代虽然罕见白席人，但每张桌面上总有主席（东道）一人，他的职掌基本上代替了白席人，他要引导食客一起举筷子，一起将筷子伸向同一个盘子。

　　在传世宋代绘画《清明上河图》上，我们看到汴京餐馆里摆放的都是大桌高椅。在宋代墓葬的一些壁画上，我们也看到不少夫妇同桌共饮的场景。在１７世纪日本画中描绘的清代船宴中，我们看到官员们围着一张桌子猜拳行令，桌上摆放着美酒佳肴。这都说明会食传统经过一千多年发扬光大，已是根深蒂固了。

　　当我们现在用力倡导分餐制时，会遇到传统观念的挑战，也会遇到一些具体的问题。会食制在客观上是促进了中国烹调术的进步的，比如一道菜完完整整上桌，色香味形俱佳，如果分得七零八碎，不大容易让人接受。难怪有些美食家非常担心，担心改革了会食制，具有优良传统的烹调术会受到冲击，也许会因此失掉许多优势，分餐与会食对馔品的要求肯定会有很大不同。其实，这也没什么要紧的，丢掉一些传统的东西，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创造新的东西。

　　来源：报刊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