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五年为一个周期的“双一流”建设进入第二轮。
“双一流”替代“985/211”，在五年前就备受关注。第二轮调整的结果，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么第二轮“双一流”，有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不变？经过五年建设，“双一流”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变化的背后，又能看到当今中国大学怎样的新格局呢？
“建设”是大主题，“动态”贯穿始终
如何看待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首先有一个大基调，那就是“建设”。在《若干意见》和答记者问中，有关部门明确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时间点：对标2030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以及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
第二轮“双一流”的院校数量稳中有升，是个净流入的状态。这说明现在的建设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未来几轮，会保持稳步增长的态势。但是，应该不会出现过去某个时期“雨露均沾”大放水的情况。经过几轮建设之后，“双一流”院校会稳定在一个百余所的数量上。
既然是处于建设期，那么“动态管理”的思路就贯穿始终。在五年前“双一流”启动时，教育部就曾一再表示，相比于“985/211”，“双一流”的最大不同是有进有出。从这次第二轮的名单看，大学和学科都做到了有进有出。在未来，这也将是“双一流”建设的一种常态。
在此轮建设中，新增的学校里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上海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两所年轻的大学在教学科研方面的成果，大家有目共睹。它们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跻身“双一流”，也是国家对于这类新式大学和教育改革探索的肯定。
南京医科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在学科行业内也发展得有声有色。另外，山西大学此次也进入第二轮“双一流”名单，可以说是几十年夙愿得偿。湘潭大学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亲切关怀过的湖南名校，此次进入名单，也代表着所在省份对其建设的投入与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轮特别公布了一个警告名单，可以说是相当直接了。在答记者问中，有关部门也明确给出了要求：警示学科和调整后的学科，2023年接受再评价，届时未通过的，将调出建设范围。
在警告的名单中，既有北京、上海这样的教育高地，也有西部省份；既有211时代就跻身重点大学的老牌名校，也有刚刚进入第一轮“双一流”的新大学；既有生物、化学、计算机这样竞争激烈的基础学科，也有法学、基础医学、中医药这样的主干学科。
此外，这次由清华、北大自定重点建设学科的规定，也是被广泛讨论的话题。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双一流”不是给大学划分三六九等，但是清华、北大的学科建设自主权，也算是侧面表达了这两所学校在中国大学体系内独特的地位。事实上，从答记者问中可知，这个结果是考虑到了“两校一市”综合改革，故而先行赋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科建设自主权。
清华大学2019年本科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合影。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聚焦“学科”建设，呼应教育改革全局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无疑就是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而是聚焦“学科建设”。
其实，换一个角度说，聚焦学科，确实可以不对大学简单地整体划分三六九等，而是对于大学内部的学科进行了三六九等的划分。
第二轮“双一流”名单一出，原有“985/211”的界线基本消失，而成为了散点式的“一流学科”。在未来不但会有是否双一流大学的划分，还会有是否在双一流大学的双一流学科的划分。可谓是“卷中卷”。
事实上，从中国大学发展和社会、考生、用人单位的角度看，大学分类分层，是必然的需求，也是择校、用人的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我们并不需要对“三六九等”谈之色变，也必须承认各层次高校在办学水平上的差异与差距。相比于对高校进行层次划分，更不科学的作法是静态划分。过去985/211时期的“保险箱”作法，既不适合中国大学体系的新变化，也不符合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还对于学科进行了优化，普遍以一级学科名称作为重点建设学科名称。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学科名称，也更加准确化了：
比如武汉大学第一轮的“矿业工程”被撤销，改为了土木工程、水利工程，这也是武汉大学所合并的武水的传统优势学科；上海交大的“商业与管理”也改为了“工商管理”；大连理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工程”学科，也改为了“力学、机械工程”；华南理工非常不理工的“农学”，则细化成了“食品科学与工程”。
从学科的数量上来看，目前的名单也呼应了重点建设基础学科、国家战略急需学科的需求。根据数据统计结果，第二轮建设学科数量排在前八的分别是：材料科学与工程（30所）、化学（22所）、生物学（16所）、数学（13所）、计算机科学与技术（12所）、机械工程（11所）、临床医学（11所）、生态学（10所），几乎涵盖了近几年的热门/热议专业。前三名的“材生化”以居高不下的高校数量、学生人数和就业难度，稳居报考季专业热议榜首。
在数量排名列表上，前12名都是自然科学类专业，直到应用经济学，才开始出现社会科学类专业。这也和当代中国大学文理科办学规模相吻合。
取消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区分，以“一流学科”作为建设的基本单位，对于未来社会看待大学会有什么影响呢？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招生和就业。而这也恰恰呼应了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
招生方面，现在的新高考改革，一大重要的调整就是采用“院校专业组”的方式，取代了过去大学志愿的模式。新高考考生的每一个志愿，必须同时填写大学、专业。另一项重大改革是要在高二进行选科，不但要确定自己学文学理，还要对其他四个科目进行选择，而选科也将决定未来所能报考的专业。
因此，新高考改革将“专业”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程度，甚至要求考生在报考之前，最好有比较清晰的专业意愿。这也彻底改变了旧高考时代按大学排名从高往下捋的报考逻辑。所以，一个专业哪些大学算是名校，这次“双一流”名单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未来的招生。
新高考改革，引导考生注重选择大学的同时选择理想的专业；“双一流”建设，引导大学注重优势学科建设。两者结合起来，将更会促进具有志趣的优质生源向优质的大学学科聚集，把好钢用到刀刃上。
就业方面，第二轮“双一流”名单的确定将使得用人单位不必再区分“一流大学非一流专业”这种情况。其实，很多行业都有自己的“圈中名校”，比如财经类的“五财一贸”，政法类的“五院四系”，建筑类的“老八校”，军工类的“国防七子”。这些分类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双一流”。
如今，一个专业一流与非一流一目了然。未来诸如公务员考试，事业编考试、直招军官考试等，都可以有明确依据。从此，学科“双一流”将成为就业市场上一道代替“985/211”的标准，也将成为考生、在校生、毕业生新的学历标签。
地域不平衡，仍是高等教育顽疾
在公众为哪些强校没有上“双一流”名单争论的同时，另一个更大的热议话题便是“双一流”大学分布的不平衡性。
根据网络统计数据显示，学科数量上，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以绝对优势领跑，江苏、湖北、浙江、广东、陕西，紧随其后。其中湖北省的“双一流”大学数量虽然仅为7个，但是学科数量反超了广东、四川。而浙江大学则凭借一己之力将浙江省送入前五名。
在大学数量上，广东可谓是最为亮眼，由5所增加到8所。广州、深圳都有高校新晋。这也与广东省近年来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完善大学建设梯队密切相关。山西省在被视为“高教洼地”的情况下，一直不懈努力，新增一所一流高校，2个一流学科。而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则不那么乐观。在第二轮的新增名单中，西部高校的表现不突出，未有新增高校，反倒是五大自治区的5所高校集体上了警告名单。
笔者根据第二轮“双一流”大学数量和人口的比值作为指数，进行了统计。由此地图可以看出，颜色最深、每亿人平均一流大学数量最高的就是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除江西）指数普遍较高。而指数最低的几个省份集中在了华北和西南地区。这也与中国人均GDP的分布情况大致相同：
其实，2021年两院院士增补也是类似的情况。一贯是科研成果集中展示的“三大奖”近年来在东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国家提倡成果产业化的导向之后，产学研结合更好的东部地区更加具有优势。
事实上，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从来就没有平衡过。特别是近十年来，随着师资流动的加快，科研资源的聚集，高教资源的不平衡困局更难打破。在第二轮名单中高歌猛进的省份，也基本是在前几年抢人大战中表现活跃的省份。高等教育资源落后的省份，在经济发展、产业转型上也同样面临压力。
内忧未平，还有“外患”。近年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很多省份在经济转型中的新发力点。这些地区的高校挖人力气之大，花样百出。据报道，广东省某重点大学招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年薪为50 万元起，并会提供200 万元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科研配套经费理工医科类不低于500 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类不低于100 万元。
另外，“青年千人计划”等高层次人才年薪30万元起；另提供100万元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科研经费理工医科类不低于150 万元，人文社会科学类不低于50 万元……为拥有一流师资、一流人才，此类东部高校向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拋“橄榄枝”的现象比比皆是，抢挖人才大战如火如荼。
在这里呢，就要提到一个叫做学术软环境的概念。薪酬收入只是一方面，事业发展平台才是关键。
当代中国高校教师职业生涯“项目—职称—帽子—奖项”的发展闭环已经形成。要想有好发展，必须承担重要项目，而国家的优质项目资源、产业资源，都在向发达地区聚集。来自政府、产业界，甚至资本的多重加持，更加灵活的管理方式，更加国际化开放的学术交流，形成了对于高端人才的巨大虹吸。而发达城市优质的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条件都加大了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在这样一套组合拳下，西部省份的大学想迎头赶上，可谓是地狱难度。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本质上是社会总体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解决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不仅仅是解决教育的问题、学科建设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面对这种地区分布不平衡，在去年12月，教育部就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情况进行介绍。会上提到，下一步教育部将实施新时代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攻坚行动，全面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促进中西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不得不承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东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平衡会一直存在，如何解决这一顽疾，还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特色发展是新风向， 跳出教育看教育
回顾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名牌大学办学风向一直在“综合型”和“专业型”之间反复摇摆。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大学基本都是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其中以“民国五大名校”为代表；在新中国成立初，我们学习苏联模式建设了一批专业型大学，拆分重组了很多大学的学科，有些名校甚至消失，典型的代表是海淀学院路的八大学院；在本世纪初，“211/985”工程相继启动后，又掀起了一轮建设综合型大学的热潮，各地的大学以城市为单位开始了一波大合并，这其中的翘楚可算是把整座长春城装进校园的吉林大学和靠一己之力把浙江送上高等教育强省的浙江大学。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的文件中，反复强调注重差异，发展学科特色。不但要求大学在自身学科建设中突出重点，还要求结合自身和地域实际情况，结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结合自身学科传统优势，在优势领域上创建一流。
这一风向可以解读为中国高等教育办学思路的又一次大转变——由“追求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建设”向“具有学科特色和优势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转变。从以往的求大求全，向求精求新的方向转变。这一改变，也保证了在不对现有中国大学体系大拆大并的基础上，进一步精炼提高，创建有创新、有实质、有内涵的世界一流大学。
其实，由“求数量”到“求质量”的思想转变，近年来早已在各行各业弥散开来，蔚然成风。在地方经济发展上，不再一味追求GDP，而是注重经济结构和环境友好；在科技重点研发上，不在要求硬性论文数量，而是要突出代表性成果和示范效应；在科技成果评选上，不再是单纯看帽子、看影响因子，而是要求必须解决国家发展重大问题；在专利申请审核中，不再是一味追求专利数量，反而进行总量控制，提高专利创新水平。
因此，此次第二轮“双一流”提出“引导建设高校切实把精力和重心聚焦有关领域、方向的创新与实质突破上，创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流”，也是时代大背景下必然的结果。而且，对于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的问题中，也提出了一些建设高校对“双一流”建设坚持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的理解还不到位，仍把“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作为身份和层次追求，存在扩张规模、追逐升级的冲动。
这也标志着过去那种靠着庞大的体量做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未来更多的是“比长板、比特色”。随着“双一流”逐步推进，社会各界的注意力会逐渐从“大学牌子”转向“名牌学科”。
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要求中，还提到了高校教学水平提高、教学投入和社会服务奉献。这也是近年来，国家在各种场合对于中国大学反复提出的要求。在未来，“双一流”建设与地方发展、产业需要相结合，是必然的趋势。在第二轮高校与学科认定标准中，就特别强调了将“十四五”期间国家战略急需领域作为指引调整建设学科的指南，在国家重点急需的领域和方向上，在服务国家科技自强方面仍有补充空间。这也为第二轮“双一流”建设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过去五年，在国家重点急需领域做出实实在在的成果，一直是科技教育领域各种改革的大方向。在国家科技大会上，总书记明确提出“企业做好出题人”“企业主导，高校院所做支撑”；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申请中，要求必须企业牵头；在国家三大奖的评选中，要求必须有产业应用效益。这一系列的改革也正改变着中国产业界、学术界的格局和角色。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也必然呼应时代大主题。
在《若干意见》中，“人才培养”被确立为中心地位，立德树人成效被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也正回应了当下中国社会人才荒的迫切需求。在《若干意见》中也特别提出了“强化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支持和鼓励联合开展研究生培养，深化产教融合”，这正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大幅度将行业企业纳入到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之中，将产教融合提高到育人模式的高度。真正的一流学科建设，就是培养学科领域各战线上的优秀人才。也只有与产业发展、地区发展相结合，我们才能培育出立足中国大地、为中国长远发展不断提供助力的世界一流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