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身在商海，心慕先贤。先贤之千古文章，尤宜珍之宝之，岂独以其可籍以修身耶？亦大有益于事功耳！故撰此文，以验其效。如余之鲁钝，率尔操斛，贻笑方家，必也。然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既有此得，亦当曝之于众。如能成抛砖引玉之事，则笔者之幸！

修习国学当心存一“人”字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 ——邓实

    中华文明渊源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然而，正如严幼陵所言：“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昏也哉”。国学经典是我们的文化宝库，蕴含着我们的民族基因，但如果不以谦虚的态度来面对，不亲之好之，则只能沦落为“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可怜虫。因此，如何有效地汲取国学智慧，使之烛照当代社会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各种领域，对于有志于修习国学的商界人士而言，便是一个无计可避的问题。或以为，世易时移，国学典籍所录之思想距我们甚远，能否指导当今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本身就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窃以为此种态度殊不可取。荀子曰：“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既然我们对各种西方理论能够虚心以待，甚至顶礼膜拜，为何不能对自己祖宗的东西公正看待呢？儒家有“温故知新”之说，道家有“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之言，则后生我辈焉得不正视己之已有而从中获得教益？国学典籍浩如烟海，精妙之思想异彩纷呈。然而“多则惑”，在继承和弘扬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守住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人”。这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条主线，一个最为宏大的精神体系。国学不是国故之学，不是考证之学，不是老古董之学，也不是故纸堆之学。唯有从哲学的高度去探求国学的精髓，才有可能彰显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国学才不会显得死气沉沉，毫无生机。对于企业家而言，翻阅国学典籍，沉醉于或恣肆汪洋或沉郁深邃的文字之中，固然是一种享受，但这只是“筌”，而我们的目标当然是“鱼”，也就是蕴含于国学典籍中的中国文化的整体精神。只有从哲学的高度感受中国文化血脉才有把握这种精神的可能。社会千变万化，世界丰富多彩，但在中国人的精神中，有一些东西是恒定不变的，这些东西就是存在于我们国学中的大智慧，是“常”，是“道”。

不悟大道，难得商道

    我的企业名为“泰德”，取“商之道，德者泰行”之意。作为一名企业家，为了带领自己的企业走上更为高远的发展之路，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各种管理理论，渴望从中领悟到在商海之中一路泰行的奥妙与玄机。然而，林林总总的西方管理理论似乎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深层次问题。究其原因，还是这些舶来的理论无法真正渗入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无法构架中国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企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心的管理，不能脱离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不能脱离了国学光辉照耀下的“商之道”。与其简单地将国学看作是一种管理技巧与策略，不如回归根本，将其视作一种宇宙之道与人生智慧。《周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实，国学中蕴含的最基本的民族精神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把握国学管理智慧的形而上之“道”，就是触及了中国人的灵魂，管理就可“以无厚入有间”，从而变得“游刃有余”。虽然国学中的传统管理智慧更多的是治人、治家、治国，商业管理不是重点，但是从传统眼光看来，企业也有如一个独立自适的生命体，唯有培育并灌注其灵魂，它才能够强健不朽。

    中华传统文化让企业管理返璞归真弥补现实缺失，获取我们当代人心灵成长、企业发展所需的营养，是我们探究、弘扬国学的动力。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上下五千年，其中主要是宏观的治国之学与微观的治生之学，针对企业管理的经验、思想并不多。虽说隔行如隔山, 但是隔山不隔理。治国、用兵、民生之中的众多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营仍然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在我国的古代典籍里，论管理哲学的简约、朴素和举重若轻, 莫过于《道德经》；论管理谋略的周详、具体和可操作性，莫过于《孙子兵法》；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我修养, 莫过于《论语》； 涵盖当今政治学、管理学主要观点与论证方法, 统一“ 势、法、术”, 论管理的严格、制度治理的杀伐之气, 莫过于《韩非子》。儒家所倡导的德治、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 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 精神、兵家所阐发的“ 避实就虚” 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 即使在当代背景下，也必将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注人强大的动力。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最自然、最朴素的管理方式，也许就是最长久的方法。国学智慧，就像一泓清泉，让我们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由躁转静，从最根本的地方开始思考生命，用管理生命的态度来管理企业，让一切返璞归真。

国学让企业发展复归自然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老子?道德经》

    复归自然的管理思想，诸子百家中首推老子。老子的管理可以说是管理的至高境界，提倡返璞归真的自然管理，强调“不争”、“无为”。这种“不争”和“无为”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以不争为争，“为无为”。他倾向于无为无造的自然状态，崇尚水的德性，水即能“善利万物而不争”又能“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曲直随形地实施管理手段，严格地保护这种纯净的自然状态，不用任何人工的机巧自作聪明地去加以破坏。在这天地人和谐的世界中，每个生命个体的自由与尊严都得到了最大的尊重。企业管理的最佳方式应该是达到自我管理的境界，即员工不在任何监督的情况下自愿、自发、自觉地执行企业的规定，制度的存在反过来成为员工自我管理精神的附庸。此时，员工行为的动力由外界转入内在，企业将会产生最大的效益。在老子眼里，管理者实行无为便能无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为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管理者只要致力于战略方针的确定，将日常事务的决策权下放，充分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就可以给下属及员工最大的发挥才能的空间。由此，企业管理者脱身于琐事细节，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影响群体的共有价值观，“正民”、“化民”且“富民”，便可在平和自然的气氛中实现企业管理的目标。日本松下集团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当他的员工有一百人时，他要站在员工的最前面，以命令的口气，指挥部署工作；当他的员工增加到一千人时，他必须站在员工中间，诚恳地请求员工鼎力相助；当他的员工达一万人时，他只要站在员工的后面，心存感激就可以了；当他的员工达到五万或十万人时，除了心存感激还不够，必须双手合十，对他们报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松下的之段话，与老子的“无为无不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以最恬淡的方式触及了人性底蕴。这种朴素的、顺应自然的管理方式，是一种豁达的境界，一种从容的信心，一种对天地造化的尊重。天地有情，人有义，他们总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来报答管理者的这种信任与尊重。无为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而是不做那些有悖规律、有违人心、自然的无意义之事。无为是效率，是有为的前提条件。领悟了无为，也就学会了放弃细枝末节，直击要害。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们感觉不出在管理，一切是那么自由和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也就是“太上，下知有之”的境界。

国学让企业发展复归人性

    “......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管子?霸言》

    中国国学的核心层, 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 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思想弘扬“仁”道, 主张“仁者爱人”，强调“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种对“仁”的强调, 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 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 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一言以蔽之, 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 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 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企业经营者要重视人的价值和人格, 即“民为贵”；要正确把握人性的本质, 推己及人, “己欲立而立人”。企业要关心人、理解人、重视人、依靠人、尊重人、凝聚人、培育人, 最大限度地开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只有这样, 才能“得道多助, 天下顺之”。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是一种柔性管理, 必然赢得全体员工的拥护。《三国志?孙权》中说：“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在我的企业里，一直贯彻这样一种信念，即员工始终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人才是利润最高的商品，能够经营好人才的企业，才是最终的赢家。 “共创价值, 共享成果”是我们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一直坚持与员工共谋发展, 共享福利。事实证明，企业越爱员工, 员工就越爱企业。员工关心企业, 服从领导, 上下关系融洽, 必然会形成互相尊重、积极向上、融洽的工作氛围，从而激发员工潜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管理复归人性, 必然强调以人为本, 重视企业的群体意识和人在管理中的作用, 突出精神和文化的力量。纵观企业发展历程, 发展企业的道理有千条万条, 但究其根本，要确保企业经济效益持续增长, 必须要有人来为企业打造优势和竞争力；必须要让人真心实意地为公司事业献策出力； 要有人真心实意地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要有人无怨无悔地地将他们的学识、谋略、智慧、才能、资源、人际关系、信用等等提供给企业。与这样一群能同心同德扶持企业成长的员工相比，丰厚的资本、发达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其重要程度都要退于其次了。

国学让企业发展复归和谐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 ——《左传?昭公二十年》

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之一，“和”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家各派之中，积淀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仅闪烁着东方式的哲学智慧，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传统和谐思想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几乎涵括了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重大关系。这些思想，特别是它关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与发展，提供了极富价值的重要启示。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论语?学而篇》

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提倡旨在实现人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把构建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作为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要营造和谐安宁的局面，儒家传统提倡用礼乐文化来实施管理，不提倡用严苛的法律和刑罚来进行管理。严刑酷法，不但有违“仁”的根本精神，而且是治标不治本的，治本之道是用“礼”来约束人民。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要从内心培养起耻感，做错事情不是因为触犯戒律而恐惧，而是因为内心道德操守而感到羞耻，这样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并不多，但人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四端”正是仁、义、礼、智这些品德的源泉，人性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完善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一名企业家来讲，要做一个称职的领导，必须修已安人，进入“至善”的境界，要在完成在发展企业的同时营造安乐祥和的企业氛围的任务。通向这个目标的最佳途径便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道德待人，提升在企业中的地位与威望，企业管理自然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企业既不是单纯的友谊的结合，也不应该成为利害关系的组织。如果能够真正做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企业就变成了仁义道德的结合体，所有的成员都是“管理者”，同时也都是“被管理者”，一方面保持道德的平等，一方面毫无私心地密切配合。人人自爱，努力修造自己，并且推已及人，将心比心，包容宽恕，设身处地，为他人设想，企业也就能够在员工的“同心同德”中无往而不胜了。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国语?郑语》

中华子孙自古以来就热爱和谐之美。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大到宇宙世界，小到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和人自身，无不由“和”而产生；而“和”的前提，则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天地万物虽然各不相同，但是本身却是一个生生不息、秩序井然的和谐体。天这个管理者则负责把属性各不相同的万物自然而和谐地组合在一起，让它们有秩序地一起运行。作为企业管理者，应效仿天地，巧妙地协调企业内不同的成员，让每个成员发挥自己的所长，最后都和谐地融入集体的运转之中。用严厉的制度规束员工，要求员工千人一面的管理者是不明智的，一个由一群完全相同的人组成的团队是没有生机可言的。对于管理者而言，随机应变，采用折衷温和的管理手段减少矛盾，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企业就会呈现出和谐、稳定和有序的状态，发展壮大，指日可待。

结语

    国学历经数千年的积淀，已成为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高度总结。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厚重的文化、凝聚着华夏文明最辉煌的智慧，已经深深渗入每个中国人的血液和灵魂。国学乃智慧之源泉，一朝掬饮，终身受用。它不是“小把戏”，而是“大胸怀”；它不会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们提供现成的条例制度，却能“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

    做企业与做人一样，难免有茫然无措的时候，难免有苦恼万分而又始终不得其解的时候，难免有感到世间歧路纵横的时候。每当此时，如果我们肯静下心来翻阅一下那些传世经典，感受一下古代先哲们的睿智深刻与微言大义，也许就会有如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于“山重水复疑无路”中，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人做企业，如果不从国学经典中汲取智慧，即使有亿万身家，也只能被称为亿万富翁，而称不上是企业家。一名合格的中国企业家，应该乐于且善于体会国学中的深刻智慧，发掘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之思。与其被纷繁复杂的各种管理“理论”、“系统”、“学说”弄得眼花缭乱，倒不如追本溯源，悟道国学，从而领悟人生之真谛、处世之哲理、经营之“大道”，让企业管理返璞归真，实现以道御术、内圣外王的境界。